“回来才知道，想简单了。五十万人一块儿往回涌，城里哪有那么多位置？正式工编制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工人在坑里蹲着，年轻人排队等着，我们这些回来的，排最末了。”
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铁屑。“三年了。跟我一批回来的，有的去了煤厂，有的去了环卫，有的还在街道办挂‘待安置’，一挂三年。
我算运气好的，好歹有临时工干，一个月二十八块，饿不死。”
老刘说完，弯腰抱起一根圆钢，扛上肩膀，朝切割机走去。背影在车间的昏黄灯光里晃了晃，肩膀上的圆钢压得他脖子歪向一边，走路有点跛，大概是腿上也落下过什么毛病。
王简坐在铁料堆上，看着老刘的背影。
二十八块，一个月。他今儿搬的这些铁料，一根一根扛过去码好，搬了一整天。
明天还得搬，后天还得搬。老刘搬了三年，可能还得搬三年、五年、十年。
然后呢？然后变成另一个蹲车间角落里抽烟的老刘，跟新来的临时工讲自个儿的故事，语气平平的，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王简把手套摘下来。掌心磨得通红，几处破了皮，渗着血丝，沾着铁锈和汗，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
他把手套翻过来，瞅了瞅掌心上那几个补丁，重新戴上，站起来，走向下一根圆钢。
晚上到家，筒子楼的走廊里已经飘起了各家的饭菜香。王简推开门，王小雨正摆碗筷，李秀英在灶台前下面条，回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从他脸上挪到肩膀上，在棉袄那些铁锈印子上停了停，又挪到他那双还微微发着抖的手上。
啥也没说，转头接着下面条。王建国坐方桌边，手里还是那份《人民日报》。
王简在他对面坐下，父子俩谁都没开口，桌上的粗瓷碗冒着热气。
吃完饭，王简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褂子，从里间摸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
笔记本是以前上学时候用的，牛皮纸封面，只写了前面几页，后头全是空白的。
圆珠笔是王小雨的，笔杆上印着“先进牌”仨字，笔芯里的油墨还剩一小半。
他把笔记本和笔往兜里一揣，推门出去。
“哥，你去哪儿？”王小雨在背后问。
“出去透透气。”
筒子楼外头的马路牙子上杵着一盏路灯，白炽灯泡，光昏黄昏黄的，照着底下巴掌大一圈地面。
灯柱是水泥杆子，刷着绿漆，漆皮叫雨水冲得斑斑驳驳。王简在路灯底下蹲下来，笔记本摊膝盖上，拧开圆珠笔帽。
十一月的夜风刮过来，把纸页吹得哗哗响。他用手掌压住纸角，盯着空白的页面看了好一阵。
老刘的脸浮上来了。山西的河泥，冻住的鞋，扛了三年的圆钢。
还有更多的人——偏厦子门口排队的那些脸，眼镜青年嘴里念叨的“二十八”，女干部盖在档案袋上的蓝戳，“待安置”仨字还没干透。
五十万人涌回京城，五十万双手，五十万张嘴，五十万段被荒废的年华。这里头，有多少个老刘？
王简把笔尖落到纸上。牛皮纸面有点糙，圆珠笔划过去沙沙地响，跟车间里铁屑落地的声儿有点像。
他写下头一行字——
“钟跃民从来没想到，他会在年冬天的京城站台上，把五年知青生涯的最后一口旱烟，抽得这么慢。”
笔尖停了停。王简看着这行字，脑子里后世的记忆翻涌起来。
《血色浪漫》，都梁的原着，二零零四年才出版的书，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刘烨孙俪演的。
钟跃民，周晓白，秦岭——那些在时代夹缝里野蛮生长的青春。
现在还没人写这书呢，都梁这会儿估摸还在哪个部队里当兵，得再过二十多年才会动笔。
王简把笔记本往膝盖上压了压，接着往下写。
“站台上到处是返城知青。有人抱着家里人哭，有人站行李堆上喊名字，有人蹲墙根底下，既不哭也不喊，就那么蹲着，像是还没想好要不要真的回来。”
路灯的光落下来，罩着他肩膀。筒子楼的窗户一扇接一扇暗下去，家属院里的狗叫了两声不叫了。
远处传来火车过路的汽笛声，长长的，从城市边缘拖过去。
王简没抬头，笔尖划过纸面的声儿一直响着，沙沙沙沙，跟秋天的叶子往下落似的。
写到第四页，他停了笔，把写过的从头捋了一遍。
纸面上字迹潦草，好几处涂改过，圆珠笔油墨在涂掉的地方洇成一团一团。
可故事在那儿摆着——钟跃民站在站台上，钟跃民跟周晓白在冰场上碰面，钟跃民跟兄弟们蹬着自行车从天安门前呼啸而过。
那种野蛮生长的劲儿，那种不管不顾的青春，全在字里行间隐隐透出来了。
王简把笔记本合上，揣怀里。掌心还疼着，磨破的地方叫汗一杀，刺辣辣的。可他攥了攥拳头，反倒觉得踏实。
二十八块的临时工也好，三年五年的“待安置”也罢，那条路不是他的。
不是他看不起老刘——他蹲铁料堆上听老刘说话的时候，心里头只有一种感觉：后怕。怕自己三年以后也变成那样。所以不能等。
他站起来，膝盖蹲得发麻，拍了拍裤腿上的土。
路灯把他的影子抻得老长，从马路牙子一直拖到筒子楼墙根底下。
十一月的月亮挂在天上，细得像切下来的指甲边。冷是真冷，可亮也是真亮。
王简抬头看了会儿那弯月亮，转身回了屋。
里间的灯已经吹了。王小雨在上铺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一声。
王建国和李秀英那边没动静。王简摸黑躺下，笔记本压在枕头底下，手指头摸到纸页的边缘，粗粝的，还带着路灯底下的凉意。
他闭上眼，钟跃民还在脑子里蹬着自行车，后座带着周晓白，在1970年的京城街头一个劲儿往前冲。
明天下了班，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