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来说不出话。
四月，一篇署名文章在《兰芳日报》上发表，标题是：《我们是兰芳人，不只是华人》。
作者叫陈思远，二十七岁，陈思华的堂弟，兰芳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司法部工作。文章里写道：
“我爷爷那一代，是难民。他们从印尼逃来，从马来西亚逃来，从越南逃来。他们建了工厂、修了公路、盖了学校。他们是兰芳的奠基人，我永远尊敬他们。”
“我爸爸那一代，是建设者。他们种了棕榈油、挖了锡矿、炼了石油。他们把兰芳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他们是兰芳的脊梁，我永远感激他们。”
“但我们这一代，是兰芳人。不是华人，不是爪哇人，不是巴布亚人。是兰芳人。我们出生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在这片土地上，未来也会死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不叫中国，不叫印尼，不叫马来亚。它叫兰芳。”
文章最后写道：“有人说，忘记自己是华人，就是忘本。但我想问：兰芳不是我们的本吗？这片土地，不是我们的根吗？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成为‘本’，那我们的‘本’到底在哪里？”
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在兰芳社会炸开了。
四月十日，兰芳市，中华总商会。
几十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一起，义愤填膺。他们中很多是兰芳建国元老，是陈启当年的战友。
“忘本！”一个老人拍着桌子，“我们华人的根在中国，怎么能说自己是兰芳人？这是数典忘祖！”
另一个老人附和：“就是！那些年轻人，吃着华人种的米，住着华人建的房，学着华人办的学，转过头就说自己是兰芳人？没有华人，哪有兰芳？”
但也有不同声音。一个叫黄文龙的老人站起来，他七十五岁，是当年从雅加达逃难来的商人。
“各位老兄弟，”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的孙子，会说中国话吗？会写中国字吗？知道福建在哪里、广东在哪里吗？”
会场安静了。
“不会。”他替他们回答，“他们只会说华语，会写简体字，知道兰芳在哪里。对他们来说，兰芳就是家。你硬要他们说中国是家，他们不认。不是他们忘本，是我们的本，已经换了。”
会场里，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沉默。
四月十五日，兰芳大学，一场公开辩论会。
正方：陈思远，主张“兰芳民族”概念。反方：一位老一代华人代表，七十三岁的前国会议员林文龙。
林文龙首先发言：“兰芳是华人建的。没有华人，就没有兰芳。这是事实。现在有人说要淡化种族界限，让华人和土着平起平坐——我不同意。华人是主人，土着是客人。主人和客人，怎么能平起平坐？”
台下响起掌声，主要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
陈思远站起来，没有激动，声音很平静：“林先生，您说华人是主人，土着是客人。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巴布亚人在巴布亚住了几万年，爪哇人在爪哇住了几千年，马来人在苏门答腊住了上千年。我们华人才来了几十年。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林文龙的脸色变了。
陈思远继续说：“我不是说华人没有贡献。没有华人，就没有兰芳。但没有土着，也没有兰芳。没有他们提供土地，没有他们提供劳动力，没有他们接受我们的统治——兰芳能走到今天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林先生，您说主人和客人不能平起平坐。但我想问您：您的孙子，和巴布亚人的孙子，谁更会说爪哇话？谁更熟悉这片土地？谁更有可能在这里住上一百年、一千年？再过三代，谁才是主人？”
会场里，掌声响起来。这次，是年轻人在鼓掌。
四月二十日，雅加达，哈桑·拉赫曼的家。
哈桑已经六十八岁了，头发全白，但眼神依然锐利。他面前的茶几上，摆着那份《兰芳日报》，陈思远的文章被他用红笔画满了线。
“哈桑老师，”一个年轻人问他，“您怎么看？”
哈桑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古兰经，翻到其中一页。
“真主说：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他合上古兰经，转过身：
“真主没有说，让你们互相仇恨。真主说，让你们互相认识。认识之后，是和平相处，是一起生活，是一起建设。”
他顿了顿：
“陈思远说，我们是兰芳人。我同意。我是爪哇人，我是穆斯林，我也是兰芳人。这三样东西，不矛盾。”
那个年轻人又问：“那老一代华人反对怎么办？”
哈桑笑了：“他们会同意的。不是现在，是等他们的孙子告诉他们——‘爷爷，我的同学奥古斯托，是个很好的人。’那时候，他们就同意了。”
五月一日，劳动节。陈启在国会发表了一年一度的施政演说。
他没有用讲稿，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四百多名议员。华人、爪哇人、巴布亚人、马鲁古人、马来人——各种肤色、各种信仰、各种语言的人，坐在一起。
“最近几个月，兰芳发生了一场大辩论。”他开口了，“有人在问：我们是华人，还是兰芳人？”
台下安静了。
“我的回答是：我们都是兰芳人。但兰芳人，不是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兰芳人，是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我爷爷那一代，从福建漂洋过海到南洋，他们是华人。我父亲那一代，在南洋生根发芽，他们也是华人。我这一代，建了兰芳，我首先是兰芳人，其次才是华人。我的孩子，在兰芳出生长大，他们首先是兰芳人，其次才是华人。我的孙子，会和爪哇人、巴布亚人、马鲁古人一起长大，他们只会是兰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