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202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五千亿美元。兰芳如果拿下百分之十的份额，就是五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兰芳全部出口总额的五倍。”
会场里安静了。
陈启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每个人的脑子里：
“德发叔，您问我值不值得。我告诉您——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兰芳有一亿八千万人，爪哇岛上还有一亿两千万人看着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把钱砸在科技上，二十年后，我们的孩子还是只能卖棕榈油、卖橡胶、卖锡矿。那时候，新加坡的孩子在造芯片，马来西亚的孩子在造半导体，泰国的孩子在造电子元件——我们呢？我们还是那个卖原材料的国家。”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突然提高：
“二十年后，兰芳最大的出口不是棕榈油，是芯片。”
全场鸦雀无声。
然后，掌声爆发了。不是那种礼节性的掌声，是那种被震住了之后不由自主的掌声。
陈德发坐回椅子上，没有再说话。
投票结果：三百一十七票赞成，八十三票反对，二十票弃权。法案通过。
陈启走出国会大厦时，周明远迎上来：“总理事，您的演讲，太震撼了。”
陈启摇摇头：“演讲不能建科技园。钱到位了，人才到位了，才能建。”
他望向北方，那片雨林的方向：
“明远，挖人的事，开始了吗？”
二〇〇二年二月，硅谷。
陈思华站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名单上有三十七个名字，全是华人工程师，分布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Amd、英伟达、德州仪器、高通。每一个都是顶尖人才，每一个都是兰芳急需的。
他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喂，是王博士吗？我是兰芳半导体公司的陈思华。您可能没听说过我们，但我想邀请您来兰芳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兰芳？在什么地方？”
陈思华笑了：“在东南亚。一个华人国家。”
二月至四月，猎头风暴。
兰芳半导体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火力全开。他们开出的条件让硅谷的猎头们都目瞪口呆：双倍薪资、十年免税、免费住房、子女免费教育、技术移民绿色通道——全家三个月拿绿卡。
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了一件事：在这里，你不会因为是华人而碰不到天花板。
英特尔的一位华人高级工程师，在硅谷干了十五年，技术顶尖，但始终进不了管理层。兰芳的猎头找到他时，他只问了一个问题：
“去了兰芳，我能说了算吗？”
猎头回答：“您不仅能说了算，您还能带团队。一百人的团队，预算不限，方向您定。”
他三天后就辞了职。
Amd的一位女工程师，在硅谷被排挤了十年。她的技术比任何人都强，但每次升职都被白人男性同事挤掉。兰芳的猎头找到她时，她在电话里哭了。
“你们……真的不会因为我是女人就歧视我？”
猎头说：“我们只歧视一种人——没本事的人。”
她两周后飞到了兰芳。
德州仪器的一位退休副总裁，六十五岁，本来已经在佛罗里达买好了房子准备养老。兰芳的猎头找到他时，他犹豫了很久。
“我太老了。”
猎头说：“老不是问题。问题是，您还想不想再干一番事业。”
他想了三天，然后给陈思华发了一封邮件：“我来了。给我一间实验室就行。”
四月中旬，台湾。
联发科副总裁林永铭的辞职信，在台湾科技圈投下了一颗炸弹。联发科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骄傲，市值数百亿美元。林永铭是公司第三号人物，主管研发，手里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
辞职信上只有一句话：“个人生涯规划，另谋发展。”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去兰芳。
消息传出的当天，台湾《工商时报》的头版标题是：《联发科副总被兰芳挖角，人才外流警钟响起》。《自由时报》的标题更直接：《兰芳用钱挖角，台湾半导体面临危机》。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亲自打电话给林永铭：“老林，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可以谈。”
林永铭的回答很平静：“蔡董，不是钱的问题。我在联发科二十年，该做的都做了。我想试试，在一个华人国家，从头开始建一个半导体帝国。”
蔡明介沉默了很久：“那个兰芳，真的有那么好？”
林永铭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赌一把。”
四月二十日，台北，秘密会面。
陈启没有去台湾。他派了陈思华去。两人在台北一家私人会所里见面，谈了整整四个小时。
“林先生，”陈思华开门见山，“您想要什么条件？”
林永铭笑了：“你们开出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双倍薪资、股票期权、研发自主权。说实话，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陈思华等着他说下去。
林永铭收起笑容：“但我有一个条件。”
“请说。”
“我要建一个研发中心，不设预算上限。我要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最好的实验室。我要让全世界知道，华人也能量产最顶尖的芯片。”
陈思华伸出手：“成交。”
两人握手的那一刻，一个服务员端来两杯茶。茶是台湾高山茶，香气扑鼻。
林永铭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陈先生，你们那个兰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陈思华想了想：“一个华人不用低着头走路的地方。”
林永铭放下茶杯，看着窗外台北的夜色。这座城市，他生活了五十年。他的父母在这里安家，他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的事业在这里起步。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把这里当成家。
“什么时候走？”他问。
“越快越好。”
林永铭点点头：“给我一个月。把手上的事情交接完，我就走。”
五月，北京。
兰芳从台湾挖人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有关部门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