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洒水车的戏之后，王玉文三天没跟胡波说话。
不是冷战的那种不说话——冷战是故意的，是憋着一口气等对方先开口。
她不是。
她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那天从外景地回来，她在旅馆房间里把湿透的衣服一件一件拧干，挂到暖气片上。
白色校服外套、灰色长袖t恤、袜子、裤子，排成一排，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在地板上汇成一小滩，被暖气烤得慢慢蒸发，满屋子都是潮热的、带着洗衣液残留味道的水汽。
她把暖宝宝从包里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看了它一会儿。没拆封，两片，粉色的包装袋上印着一个卡通太阳，笑眯眯地看着她。她也看着那个太阳。然后她把自己裹进被子里，闭上眼睛。
她理解胡波。
真的理解。
那场戏是黄玲全片最重要的情感爆发点——站在雨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全身湿透，冷到发抖，但就是不躲。
贴了暖宝宝，身体是暖的，反应会不一样，洒水车是借来的，时间紧迫，胡波胡波压力很大，作为女朋友应该理解。
她知道，她都懂。但她还是难受。
不是因为不让贴暖宝宝——是他说“不行”的时候，连犹豫都没有，一秒都没有。
接下来三天的戏全是室内景。
于城在台球厅的独白、王金在医院的群戏、韦布和黄玲在地下室的对话。
王玉文的戏份不多，每天只有一两场，拍完就坐在片场角落里看剧本。
她是个专业演员——该说台词说台词，该走位走位，导演喊“卡”之后站在原地等指示，听完点点头，然后转身走开。
她的戏没有问题，每一条都ok。但收工之后她不再跟胡波坐同一辆车回酒店，吃饭的时候也不再坐在他旁边。
以前她会给胡波留一份盒饭放在监视器旁边，这几天盒饭还是留，但是周正非端过去的。
胡波注意到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在胡波心里，这没必要，王玉文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是在工作，王玉文会理解的。王玉文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他跟演员掰扯一场戏的情绪掰扯一个小时，为了一个机位跟摄影指导吵到脸红脖子粗，跟制片方在电话里因为预算问题争执四十分钟寸步不让。
但他就是不跟王玉文开口解释“不行”这两个字。
因为解释了就是退让，退让了就是承认她受了委屈，承认了就得道歉，道歉了就得改变。
而改变意味着下一次、再下一次，他可能没法再理直气壮地说“不行”。他不能失去这个“不行”。
电影和女朋友在他的脑子里如果这两件事没法共存，他只能选一个。他已经选过了。
第四天晚上，矛盾在无声无息中终于爆发了。
收工之后，胡波在房间里改脚本。
电脑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旁边放着一桶凉透了的泡面，汤面上凝了一层白花花的油。
桌上摊着明天要拍的通告单，用红笔圈了一处修改——群演从五个减到两个，因为预算不够。
周正非刚才在微信里说，本来定好的一个场地明天用不了了，房东临时涨价，坐地起价，周正非骂了一句脏话说我去搞定，到现在还没回消息。
还有两个灯光灯管坏了，要临时去借。胡波把这些事按下去，逼着自己专注于改台词。
门被推开了。王玉文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热水。
“泡面别吃了，我给你点了外卖。”
“等会儿吃。”
“等会儿就凉了。”
“凉了也能吃。”
王玉文靠在门框上，看着他把泡面推到一边。“你不觉得该和我说些什么吗。”
胡波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没回头。“这几天太忙了。”
“我知道你忙。所以我自己来找你。”王玉文的声音有些颤，是一种自己把委屈咽下去之后才说出口的颤。
“场地涨价了你跟周正非打了八个电话。灯光坏了你跟灯光师吵到凌晨一点。每个演员的每场戏你都能坐在监视器后面盯一整天。你跟所有人说话——场务、摄影、司机、管盒饭的阿姨。你还记得这几天你跟我说过几句话吗。”
胡波把键盘推开，转过身看着她。王玉文没有躲他的目光，她把水杯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杯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
“我们之间出了问题，你不面对，我来面对，我提分手。”王玉文说。
胡波愣在原地。
“不是要挟你。不是跟你闹。是我认真想了四天——你不需要女朋友，起码你现在不需要，你不需要一个需要你在乎的人。
在你眼里戏比天大，那女朋友就别占着位置了。你其实心里也不想占，因为照顾一个人需要时间，会打扰你思考镜头。
我不怪你，但如果我不说这句话，我们还会一直往下耗——你有空才理我，没空就不理。我变成你通告单上一个无限往后挪的备注。”
她说到最后，声音终于抖了一下，像是一个绷了很紧的弦终于断了。但她没有哭。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然后重新把手插回口袋里。
胡波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板：“我是导演……。”
“我知道你是导演，我知道你很累，我也知道你可能是在乎我的。但你的在乎有优先级——所有的东西都能排在女朋友前面。我不是接受不了你把我放后面，我是接受不了在你心里仿佛永远没有我的位置。”
胡波低着头，看着桌上那桶凉透的泡面。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他当然在乎她，但他表达在乎的方式太少了，少到只有在不拍戏的时候才能匀出一点点给她。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男朋友该做的事——让她在零下四度的洒水车里淋了两分钟，连贴个暖宝宝都不行；
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两片粉色包装袋发呆；
让她收工后一个人坐车回酒店，因为他在跟灯光师吵架。
他都知道，但他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可结果告诉他，他错了……
她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直勾勾地看着胡波。
但胡波终究没有说出那句“我改”。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自己做不到——而做不到的保证比不保证更伤人，这一点他倒是在乎的。
他低着头，后脑勺对着王玉文。泡面汤上的油花已经凝成了白色的固体。电脑屏幕上，未保存的文档标签还在闪烁。
“我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情，扰乱军心。我也不会罢演什么的。”
王玉文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像是看清了什么，“我是个演员，所以说会做好一个演员的事情，哪怕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也是一个演员。我知道你不会改的，所以说你不会再有任何的机会，因为你要是改了，你就不是胡波了。”
她退后一步，靠在门框上，“所以我提分手。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再纯粹一点吗？变成纯粹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门没有摔，轻轻关上的。
胡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电脑屏幕上的光标还在闪，泡面还在凉，场地涨价的消息还在他脑子里转。
他没有站起来。过了很久，他拿起已经凉透的泡面，用叉子搅了两下，又放回去。然后他把键盘拉过来，把剧本里黄玲的一句台词改了。
原来的台词是“我走了”，他改成了“你不用送我”。
他把键盘推开，摘下眼镜放在桌上，两只手交叉放在后脑勺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只飞蛾，在灯管旁边反复撞着。扑，掉下来一点。扑，又撞上去。他看了一会儿那只飞蛾，然后把剧本翻回第一页，继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