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陶前沿增设了三个狙击小组，每组三人，两班倒，每班十二个小时，夜里十二点准时交接。
师父也守在前沿阵地上。那天夜里，他忽然觉得山脊上有人，便屏住呼吸，慢慢摸过去。也是那两个日本人该死，一脚踩断了枯枝，清脆的断裂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一下子暴露了位置。师父脚步加快，等他们反应过来时，手里的铁钉已经甩了出去。
两声短促的惨叫，师父上前割断了他们的喉咙，把尸体拖到半山腰，顺手带走了枪支。回来时他叹了口气：“快一个星期了，就这点收获。”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觉得该刺激刺激他们。
晚上，我摸进了八莫。县城不大，统共就三四条街，街面窄，红灯区倒是齐全。我在街上走走停停，没发现什么异常。
走到城南，看到一片日本人的训练场，边上还有美军在训练，岗哨端着枪来回巡视。我定了定神，确认周围没有其他埋伏，便慢慢向站岗的日本兵靠过去。对方发现了我，端起枪对准我，我举起双手比划着，一个日本兵起了疑心，朝我走过来。
一步、两步、三步。
我瞅准时机，一把扭住他的脖子往怀里一带，顺手卸下他枪上的刺刀，手腕一甩，寒光掠过，刺刀穿透了另一个日本兵的颈部。有人已经察觉不对，端起枪朝我瞄准。
来不及多想，我抬手就是几枪，几个鬼子应声倒下，旁边的美军士兵吓得抱头鼠窜。剩下的鬼子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趁着夜色拖走了刚被我砸晕的那个，一口气跑出去老远。回头一看，身后竟没有一个追兵。
日本人开始学乖了？
回去后我把俘虏交给许达，说这个人得审，看看能不能问出缅甸日军的部署情况。许达立刻安排人把他送回国内秘密审讯。
我琢磨着，八莫的日军兵力不多，但缅甸其他地方呢？我把想法告诉许达，必须摸清日本人在缅甸的确切兵力分布，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我找来龙老大，交代他必须在八莫东边的主要路口布下眼线，盯死日本人的动向。“我们不能被动挨打，情报到位了，战场才能主动。”
龙老大当即点了三个护卫，连夜出发。
许达也回了盈江。后来传来消息，审讯有了重大突破——我们有十二个同志被关在木姐的一个地下牢房里，具体位置已经做了小范围圈定。日军在木姐驻了一个特种兵连，加上各类辅助人员，估计有两百多人。
“这些畜生。”我咬着牙说。
十多天后，龙老大传来消息：三十几个日本人进了八莫，日本援军到了。
又过了两天，日军带着两门山炮和轻重机枪开过来了。我让谭班长把人员散开，拆掉哨所人员，狙击手埋伏在道路两侧。
日本人似乎有所察觉，走走停停，在距离哨所两公里的地方停下，开始架炮。我仔细观察这群人，已经落进包围圈还浑然不觉。细看之下，人群里有个日本浪人，眼神格外警觉。
他可能感觉到了不对，用日语喊了一句什么，那些特种兵立刻分成两拨，分别朝两边的山头抢去。只有炮兵还在装填弹药、计算射击诸元。
师父甩出一把铁钉，我同时端枪扣下扳机。一声枪响，那个炼气七层的鬼子应声倒下。其余日本兵吓得魂飞魄散，趴在山坡上一动不动。
师父解决完炮兵，跑过来准备收割剩下的鬼子。
“师父小心！”我喊道，“我们封锁住就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我端枪仔细感应他们的位置，正准备往前推进，忽然心头一紧，猛地向侧前方一冲，俯身卧倒，反手抬枪射击，一个鬼子应声倒下。我趴在地上继续感应，又连开三枪，三个鬼子当场毙命。
剩下的鬼子紧张起来，知道在劫难逃，准备拼死一搏。树林里叽叽哇哇一片，我听不懂日语，但能感觉到他们在商量对策。
我大喊：“师父小心！有枪手，快趴下！”
我的判断没错。他们打算用一部分人主动送死，引出我们藏身的位置。我能感知危险，师父大概也能，但他报仇心切，没有我这份隐忍。况且他没练过枪，全靠手标杀敌，风险太大。
“师父你退下，有我就够了！”
眼看有两个鬼子站了起来，师父哪里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起身甩出手标钢钉。但他猛然发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强行扭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翻滚着倒地，一动不动。
我心里一紧，连忙朝师父的方向靠过去，连开两枪，干翻了两个摸上来的日本人。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慌。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感觉到师父还在动，心下稍安。又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我凭感觉打出两枪，两个人应声倒下，但我感觉没有打中要害——这种情况最危险，我格外留意，防止意外。
谭班长也摸了上来，朝我喊话。我说：“包围现场，不要急，一步一步收紧包围圈。”
经过一个下午的清剿，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放跑了五个人——他们是顺着山腰逃出去的。其余二十八个鬼子死在现场。
我找到师父，他的左肩被打断了。我把他背下山，决定连夜送他去盈江。他需要吃消炎药，后面还要做手术。车上，为了让他少受点罪，我抱着他，尽量减小晃动对伤口的冲击。
这一仗下来，估计日本人要消停几天。我让龙老大盯着他们的动向，八莫的事等我回来处理。
后来传来的消息是：日本人开始撤退了。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