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
处长侯亮平已经在这间办公室里连续熬了半个月。
办公桌上堆满了银行流水单、项目审批表、股权结构图和密密麻麻的人物关系图谱，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浓茶喝了一杯又一杯。
赵德汉。
自然资源管理部项目审批处处长。
一个级别不算高、位置却极其关键的实权人物。
全国大大小小的土地审批、矿产开发、海域使用，都要从他这张办公桌上过一遍。
半个月前，一条不起眼的举报线索辗转到了侯亮平手中，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挖，越挖越深，越挖越触目惊心。
这个平日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在单位食堂吃最便宜套餐的赵处长。
名下竟然控制着多个隐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动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与其表面上的清贫形成了荒诞而刺眼的对比。
半个月的盯梢、摸排、收集，证据链已经闭合。
每一笔受贿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都查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中间人的身份和口供都对得上号，法律程序上的要件已经齐备。
侯亮平把最后一页证据材料拍在桌上，站起身来，做了一个决定。
没有向反贪总局领导报备。
没有请求自然资源管理部协助。
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协调公安、纪委和检察院三方联合行动。
直接给自己的几个手下打了电话，语气简短而果决：“行动！今晚就抓。”
几个小时后，当侯亮平带着反贪局的人冲进赵德汉那套位于西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老式两居室里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盏昏暗的节能灯照着满地的现金。
不是一沓两沓，不是一捆两捆，而是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塞满了衣柜、床底、冰箱甚至厨房橱柜的成捆百元大钞。
清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通宵，最终的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两亿八千万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足以震动官场的数字。
然而震动的不只是数字。
第二天一早，侯亮平还没从连夜审讯的疲惫中缓过劲来，一场更大的风暴便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自然资源管理部的部长办公室直接拨通了中纪委钟正国副书记的电话。
“钟副书记，我们部里的干部出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反贪局要抓人，这是职责所在，我们理解也支持。
但是，抓捕行动为什么不提前跟部里通报一下？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程序问题！
按照规定，涉及中央部委干部的抓捕，必须由公安、纪委和检察院三方共同行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现在反贪局自己就把人抓了，搜查令是后补的，部里的纪检组是事后才接到通知的。
这把我们部党组放在什么位置？
这已经严重损害到了部里的权威性。”
钟正国握着听筒，脸色铁青，嘴角却不得不挂着一丝苦笑。
论级别，他比自然资源管理部部长高半级，对方按理说应该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和客气。
但今天这通电话，对方是带着兴师问罪的架势打来的，理直气壮，毫不客气。
因为这件事，确实是自己的女婿做得不地道。
自己只能说软话，反复解释，再三道歉，态度摆得极低：
“这件事确实是手续上有些仓促，亮平这个同志你是知道的，办案子的劲头一上来，满脑子就是抓人、固定证据，生怕走漏了风声，程序上的事就疏忽了。
我回头一定好好批评他，该补的程序一定补上，该走的流程一定走完，绝不给部里添麻烦。”
放下电话，钟正国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用手指揉着太阳穴，脸上的皱纹似乎一瞬间又深了几分。
这样的电话他最近接得太多了。
上个月侯亮平在查一个案子时，没有提前与地方政府沟通，直接跨省取证，把人家市委书记堵在办公室里要材料，搞得当地省委组织部打电话到最高检投诉。
在上个月，在调查一家央企子公司时，冻结账户的程序还没走完就先把钱扣了，企业的法务总监把投诉信直接寄到了高检院政治部。
每一次都是他钟正国在背后擦屁股，每一次都要消耗他那张老脸的面子。
侯亮平是他的女婿，这层关系在京城的官场上尽人皆知。
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被侯亮平得罪过的那些人和部门，才不会也不敢把事情做绝。
最终都会卖钟正国一个面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人情是消耗品。
用一次，少一次。
钟正国心里清楚，自己这张老脸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也收到了自然资源管理部通过正式渠道转来的不满函。
函件的措辞虽然经过了精心修饰，带着部委之间行文惯有的克制和圆融，但字里行间的不悦几乎要透过纸张溢出来。
主管反贪工作的常务副检察长把函件看了两遍，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叫来反贪总局局长秦思远，开门见山地说：
“老秦，亮平这个同志，能力是有的，干劲也是有的，但就是太能惹事了。
你回去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收一收，别总是先斩后奏。
再这样下去，我们高检院的脸也要被他丢光了。”
秦思远从常务副检察长的办公室出来，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侯亮平每办一个案子，就要得罪一批人。
而他秦思远作为侯亮平的顶头上司，每次都要替这个不省心的手下担责任、赔笑脸、写检查。
碍于钟正国的面子，局上还不能对侯亮平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处分。
处分轻了没用，处分重了等于打钟正国的脸。
这种投鼠忌器的处境，让秦思远左右为难，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