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岁岁把那行字又读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娘，你养母有没有提过银锁？”
李秀娥把信纸放到桌上，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手指绞得很紧。她没有马上回答，目光落在窗台上那只旧针线盒上。
“有。”
她站起来，走到炕柜旁，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抽屉里塞着碎布头、旧线团和几根生锈的针。她把手伸到最深处，摸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用黄布裹着的小包。
黄布打开，里面是半块银锁。
银锁只有小孩巴掌大小，边缘参差不齐，断口处已经氧化发黑。锁面上刻着半个字，笔画从中间断开，只剩下左半边。
沈岁岁凑过去看。那半个字的结构很清楚——绞丝旁，加上“宛”字的上半截。
“婉”字的左半边。
“养母说这是我被捡回来时，塞在小褂里面的。她一直替我收着，去世前交给了我。”李秀娥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她说这东西不值几个钱，可万一有一天我亲生父母来找，就靠它认人。”
沈建国站在旁边，手掌攥了又松。
“秀娥，周奶娘的证词、布签的字、银锁断口——这三样凑到一块，还能是巧合吗？”
李秀娥没有回答。她把银锁捧在手心里，拇指一遍一遍地摩挲断口处粗糙的边缘。
沈岁岁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冲他摇了摇头。
又过了两天，李文远亲自来了一趟。
“秀娥，李承德先生已经到了县城。他带了另一半银锁和家族出生档案。他说不要求你立刻认他，只想当面把东西给你看看。你要是不愿意，他转身就走。”
李秀娥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院子里的鸡在脚边踱步，风把晾衣绳上的床单吹得鼓起来。
“去吧。”她终于开口。“我去看一眼。”
县政府接待室跟上次一样，暖瓶在窗台上冒着白气。
李承德坐在桌边。
他比沈岁岁想象中要瘦。六十出头的人，头发花白，脊背却挺得很直。身上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右手边放着一只旧皮箱。
看见李秀娥进门，他站了起来。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先开口。
沈岁岁牵着母亲的手，感觉到她的掌心在出汗。
李承德先说话了。他的普通话带着闽南口音，声音有些沙哑。
“秀娥，我不催你。东西放在桌上，你自己看。”
他打开皮箱，从里面取出一个绸布小包。绸布是暗红色的，叠得很整齐。
打开之后，里面躺着半块银锁。
这半块比李秀娥手里的那块更亮一些，显然被人经常擦拭。锁面上刻着半个字——右半边，“宛”字的下半截，加上一个完整的竖弯钩。
李承德把银锁推到桌子中间。
李秀娥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用黄布裹着的半锁，慢慢放到桌上。
沈岁岁屏住呼吸。
两块银锁靠拢。断口处的氧化层颜色不同，一块发黑，一块发灰，但参差不齐的边缘严丝合缝地咬在一起。
锁面上的字完整了。
“婉”。
锁的背面还刻着一行小字，因为断裂分成了两半。现在拼到一起，沈岁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出来——“腊月初九生，长命百岁”。
李承德的嘴唇抖了一下。
“这把锁是你母亲怀你的时候请银匠打的。她说女儿生下来就戴上，一辈子不摘。”
李秀娥盯着那个完整的“婉”字，眼眶慢慢红了。
“你找了多少年？”
“三十二年。”
“为什么这么久才找到？”
李承德的手指按在桌面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码头上丢了孩子之后，我报了案，花了钱请人找。第一年有人说在江西见过一个像的孩子，我跑过去，不是。第三年又有人说在湖南，我又去，还不是。第七年，有人从中间截了一条线索，把我引到广西，白跑了半年。后来我才知道，有人故意在中间搅浑水，不想让我找到。”
李秀娥猛地抬头。
“故意？”
“对。我查了十几年才弄清楚，当年在码头把你抱走的那个人，背后有人指使。那条线一直延伸到内地，可每次快要摸到头的时候，线索就断了。”
沈建国站在门口，眉头拧了起来。
“李先生，你是说秀娥不是自己走丢的，是被人拐走的？”
“我一直这么认为。可我没有证据。”李承德的声音压得很低。“直到去年，周奶娘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当年码头工头写的，里面提到有人花了钱让他把孩子交出去。工头已经死了，信是他老婆藏着的。”
李秀娥的脸色变了。
沈岁岁站在母亲身边，脑子飞快地转。前世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查过自己被拐的真相。如果这条线牵扯到了内地，牵扯到了有人故意截断线索……
“爹。”她拉了拉沈建国的袖子，声音很轻。“这件事可能比认亲更复杂。”
李承德看了她一眼，目光在这个小女孩脸上停了两秒。
“这孩子说得对。”
李秀娥把两半银锁捧在手里，低头沉默了很久。泪水终于从眼角滑下来，砸在银锁的断口上。
她没有喊爹。
她说的是：“我认你。可我不离开沈家。建国是我丈夫，岁岁和小宝是我的孩子，我哪儿也不去。”
李承德点了点头，眼眶也红了。
“我不带你走。我只想知道，我女儿还活着。”
沈建国走过来，站到妻子身后。
“李先生，秀娥认了您，我们高兴。可有件事我得问清楚。”
“你说。”
“害秀娥走失的那条线，您说延伸到内地。到底延伸到哪里？”
李承德看了看门外的走廊，压低了声音。
“秀娥，害你走失的那条线，可能还连着县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