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拐进天河客运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半边。
1998年广州夏天的天黑法儿跟农村不一样。农村的天黑是从山脚往上漫的，一寸一寸，像有人在山背后倒墨。
广州的天黑是被灯光逼退的——客运站门口霓虹灯先亮，然后是路对面的招牌，然后是一长溜大排档的红色胶凳。天黑不下去。天被压在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底下，变成一种脏兮兮的橘红色。
李晨从车上下来。
两手空空。
口袋里十三块。加一包还剩八根的白沙。加一把捡来的折叠刀。加一颗用透明糖纸包着的红色水果糖。
没了。
皮箱。三件换洗t恤。《绝代双骄》上册。表姐的电话号码写在书的最后一页上。全搁在清远服务区的水泥地上了。
站了三秒。
转身朝出站口走。
出站口外面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摩托车一排一排地停在路边，搭客仔们或蹲或坐，有人抽烟有人抠脚，一见出站的人就扯嗓子喊：“靓仔去哪里——”“火车站十块——”
李晨扫了一圈。不是找摩托车。是找公用电话。
出站口左边二十米，一棵半死不活的芒果树底下，支了个铁皮棚子。
棚子前面摆张折叠桌，桌上搁一部红色的座机电话。桌子边竖块硬纸板，上头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最显眼那行写的是——**国内长途，每分钟一元**。
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瘦男人。穿件破了洞的白色背心，脚上一双蓝色人字拖。坐在折叠椅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人字拖挂在脚趾头上一下一下晃荡。见李晨走近，眼皮抬了抬。
“打电话？”
李晨点头。
“打哪里？”
“湖南郴州。”
“长途啊。”老板把另一条腿也跷上来，“一分钟一块。附加费另算。”
李晨拿起话筒，拨了村里小卖部的号码。
那是全村唯一一台电话。谁家有急事找外面的人，就打这个号码，小卖部老板在村里喊一声。李晨家离小卖部不远，隔着四块田。平时他妈在灶屋都能听见。
响了五六声。
“喂？”
是隔壁王婶的声音。李晨认得——那个嗓门大的婆娘，平时在村口骂架能把树上的麻雀震下来。
“王婶，我李晨。”
“李晨？哎哟你个死崽，你跑哪儿去了——你妈昨天在屋里哭了一晚上你晓得不？”
李晨噎了一下。
想起昨晚那条河。黑得看不见对岸，寡妇的尖叫撕裂了整个夏夜。
扁担和锄头磕在石头上的声响从晒谷场一路追到后山。
天亮之前他坐在山坳的竹林里，浑身湿透，腿上被荆棘划了七八道血口子。他爸抄着扁担冲出院子门的时候吼了句什么——他没听清，也不想听清。
“王婶，我妈——”
“你妈去赶集了！你倒是会挑时候打电话！”
“王婶你帮我喊一声——”
“赶集的地方离村里八里地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上哪儿帮你喊去！”
电话断了。
李晨愣了一下。正准备再拨，电话亭老板在旁边慢悠悠地说：“挂了啊。一分钟到。”
“我这还没打通——”
“拨通就算。”老板人字拖继续晃，“一块。”
李晨咬了咬牙。重新拨。
这回是另一个邻居接的。老周头。老周头耳朵不好，喂了七八声才听出来是李晨，然后又喂了七八声，说李晨家没人。
李晨说你帮我去找找行不，老周头说腿疼走不动。又断了。
“又挂了。再加一块。”
李晨攥紧了话筒。
第三次拨通。终于有人答应去帮忙喊了。过了好一阵，电话那头传来王婶气喘吁吁的声音：“我刚去了你家，你爸回来了——可是他不肯接。”
“不肯接？”
“你爸还在气头上，放话了，说你要是敢回来，打断你的腿。”
李晨握着话筒没说话。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左脚大脚趾的位置已经磨穿了，露出个黑乎乎的洞。
“你爸还说，叫你别再给屋里打电话。”
电话又挂了。
李晨站在那儿，手里的话筒里全是忙音。
老板的声音又飘过来：“总共——”
“不要报数。”
李晨放下话筒。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拍到桌子上。
“十块。”
老板看了一眼那几张钞票，没接。
“十块不够。”
“我打了三次，每次不到一分钟。加上之前你说的什么附加费——顶多五块。”
老板咧开嘴。笑了。嘴唇上有层干裂的皮，笑起来露出的牙龈是暗红色的。
拿过桌上的烟盒，不急不慢地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火柴划了两下才点着。
“后生仔。”
吐了口烟。
“你再看看那块牌子。”
李晨转头看那块硬纸板。**国内长途，每分钟一元**。清清楚楚。
“下面。”
下面。
一行小字。红色的，太小了。傍晚的天光压不住那行字的颜色，跟硬纸板本身的褐色混在一起，不凑近了根本看不见。
李晨弯下腰。
**最低消费50元起。不支持找零。**
这几个字像直接镶嵌在眼睛里一样，砸得李晨的瞳孔缩了一下。
“五十块？”
“五十块，牌子写得很清楚。最低消费。”
“你想坑我？”
老板不笑了。手指夹着香烟，烟灰抖在桌面上：“后生仔，话可不能乱讲。我这里明码标价。长途一分钟一块钱。最低消费五十块。你打不满五十块的，按五十收，也跟你说了附加费另算，这是规矩。”
“你这不是规矩。是坑人。”
“广州市公用电话管理办法规定的。”老板板着脸说，“你去查。正规经营。”
李晨不知道广州市公用电话管理办法是什么东西。
全身上下十三块。还要买从天河到厚街的十八块车票，根本不够。
“我没那么多。”
“那你叫人送钱来。”老板把手伸向话筒，“再打一个电话。我给你算便宜点。一分钟八毛。”
“没人能送。”
“那就麻烦了。”老板站起来。瘦归瘦，站起来才发现不算矮，骨架大，两条胳膊从破了洞的背心里支出来，看着像两根没刷漆的水管。
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根铁棍，搁在桌面上。声响不大，但是够清楚。
“你是来广州打工的？”
李晨没答。
“我看你这样子，也不像有钱的，五十块，少一分你今天走不了。”
“我真没五十。”
“那有多少？”
“十三块。”
“不够。最少五十。”
“我买车票要十八块，现在只有十三。给你十块。剩三块钱我去厚街。”
“你当我傻啊？”老板眼睛一瞪，“你去哪儿跟我没关系。打完电话就得给钱。这是规矩。”
芒果树的叶子在头上头簌簌地响。一阵晚风吹过来，灌进李晨的t恤领口。风里有股酸酸的味道，像大排档的馊水桶被太阳晒了一天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酸。
这是来广州的第一个夜晚。
李晨忽然把桌上那十块钱揣回兜里。
转身朝客运站门口一家小超市走。
“你跑——”老板在后面喊了一句。
头也不回。
超市门口摆了半箱健力宝。橙黄色的罐子，在傍晚的天光底下发亮。蹲下来从箱子里拿了一罐。站起来。没付钱。径直走回电话亭。
把健力宝放在那张折叠桌上，挨着铁棍。
“健力宝一罐。我在你这儿打电话花了五十块。你送我一罐健力宝。在你这儿打电话的赠品。”
“什么赠品？我什么时候说有赠品？”
“刚才。你忘了。”
伸手握住健力宝罐子。用力摇了七八下。
“你——”
拉开拉环。
“嗤——啪！”
橙黄色的液体从罐口炸开，喷了电话亭老板一头一脸。脸黄了。白背心黄了。折叠桌上的烟盒黄了。铁棍上黏糊糊的，往下滴着甜腻的泡沫。
老板被喷懵了。张着嘴，健力宝顺着下巴往下滴。李晨把空罐子搁在他手里。
“这一罐算你的。”
转身就跑。
“你他妈——”老板抹了把脸，抄起桌上的铁棍就追。
李晨年轻，跑得快。
在郴州的山里被野狗追过、被村长的狼狗追过、被隔壁村七八个堵他的人追过。一个穿着人字拖的中年男人追不上他。
跑到客运站门口，差点撞上一排摩托车。
“靓仔去哪里——”
“厚街！”
“厚街远哦——”
“多少钱！”
“三十！”
“十八！”
“二十五！”
“十八！”
“二十！最低了！”
“十八！不走我去问别人！”
“十八就十八——上来！”
李晨跨上后座。摩托车轰地蹿出去。回头看了一眼——电话亭老板追到客运站门口，拄着铁棍弯着腰猛喘，人字拖跑掉了一只。
摩托车拐上广深路。风灌进耳朵里轰轰地响。
路两边大片大片的田地往后掠，远处的厂房亮着一排一排的灯。搭客仔回头喊：“你运气好！今晚最后一个客人！再晚一分钟我就收工了！”
李晨没答。
裤兜里那颗糖硌着大腿。
想起刚才在天河客运站，出站口左边，好像有一件红色风衣一闪而过。那个红色太扎眼了，不会认错。但回头看的时候，芒果树底下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他把手伸进裤兜，摸了摸那颗红色糖纸包着的糖。
“喂——你去厚街哪里？”搭客仔又喊。
“不知道。”
“不知道你去什么？”
李晨没回答。
表姐的电话号码没了。皮箱没了。
身上十三块钱给了十八块车费还差5块——到了厚街还得想办法。
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一口东西。唯一拥有的是口袋里的半包烟、一把折叠刀、一颗来历不明的糖。
还有裤兜里那根健力宝罐的拉环——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也许是刚才从电话亭跑之前顺手抓的。也许是那个中奖骗局的纪念品。
翻过来看，没有红字，普通的拉环，连骗局都不是。
摩托车轰隆隆地往前跑。天彻底黑了，东莞在夜色那头，亮着一层浑浊的光。
李晨把拉环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