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总统府。
陈启对陈思华说：“思华，我要你干一件事。”
“什么事？”
陈启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递给他。文件封面写着：《兰芳二号卫星互联网计划》。
陈思华翻开第一页，愣住了。
“我们要自己发卫星？几百颗？”
陈启点头：“对。低轨卫星互联网。不受地面限制，不受美国控制。不管美国人怎么掐，兰芳的天网不会断。”
陈思华的手在抖：“总理事，这得多少钱？”
“一百亿。”
陈思华倒吸一口气。
“钱不是问题，”陈启说，“问题是时间。美国人的星链计划已经开始布局了。如果等他们占了轨道，我们就没机会了。”
陈思华合上文件：“总理事，给我五年。”
陈启点头：“我给你五年。五年后，我要看到兰芳自己的天网。”
陈思华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桌上的咖啡杯堆成了小山，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在等一个电话——纽约的律师打来的，关于台积电专利诉讼的最终结果。
电话响了。
“陈先生，法院判决了。我们败诉。赔偿金额八亿美元，但法官接受了交叉授权方案。我们可以使用台积电的部分专利，台积电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陈思华闭上眼睛。八亿美元，相当于兰芳半导体两年的利润。但至少，他们保住了生产线的运转，保住了客户，保住了未来三年的发展窗口。
“知道了。”他挂断电话。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工程师们聚在走廊里，有人愤怒，有人沮丧，有人沉默。
“八亿美元！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全给台湾人了！”
陈思华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尽头。所有人安静下来。
“你们觉得屈辱？”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我也觉得屈辱。但屈辱能当饭吃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
“台积电用了几十年、花了几千亿，才攒下这些专利。我们才干了几年？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硬拼，是借力。用钱买时间，用时间换空间。八亿美元，买三年时间。三年后，我们的专利池要超过他们。”
没有人说话。
陈思华转身走回办公室，关上门。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沉默了很久。
一月十五日，兰花科技园，光学实验室。
山田一郎已经七十五岁了，背驼得厉害，走路需要拄拐杖。但他每天还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他的学生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光刻机还没成，我不能休息。”
今天，他等来了一个结果。
“老师！”一个年轻工程师冲进办公室，“光源系统连续运行五千小时，没有衰减！”
山田一郎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向测试间。测试台上，那台巨大的光源设备正在稳定发光。屏幕上的数据：功率稳定在八十瓦，波长十三点五纳米，寿命五千一百小时。
他伸出手，摸了摸设备的外壳。有点烫，但很稳定。
“五千小时，”他喃喃自语，“离ASmL的一万小时，还差一半。”
年轻工程师说：“老师，五千小时已经够用了。我们可以先量产，边用边改。”
山田一郎摇头：“不够。ASmL的一万小时，是客户用出来的。我们没有客户，只能靠自己磨。继续改。一万小时之前，不要停。”
他转身走出测试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时，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们能看到。”
二月，兰芳半导体公司宣布启动四十五纳米制程研发计划。目标：三年内追平台积电。
陈思华在发布会上说：“九十纳米我们追上了。四十五纳米，我们要超越。不是超越台积电，是超越我们自己。”
记者问：“陈总，你们的光刻机能达到要求吗？”
陈思华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光刻机，还在改进。但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准备好了。”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山田一郎正在实验室里吐血。
二月十日，兰花科技园，光学实验室。
山田一郎倒在办公桌旁，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学生们冲进来时，他已经昏迷了。桌上摊着一张图纸，上面画着下一代光源系统的结构图。图纸的角落，用日文写着一行字：“一万小时，拜托了。”
救护车把他送到兰芳市中央医院。诊断结果：胃癌晚期，已经扩散。
陈思华赶到医院时，山田一郎刚醒。老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但眼神依然锐利。
“陈桑，”他用生硬的华语说，“光刻机的事，拜托了。”
陈思华握住他的手：“山田先生，您安心养病。光刻机的事，有我们。”
山田一郎摇头：“我的病，我知道。没几个月了。但光刻机的事，不能停。我教了二十个学生，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
他顿了顿，从枕头下取出那张图纸：“这是下一代光源的设计思路。一万小时，要靠他们了。”
陈思华接过图纸，眼眶红了。
就在芯片产业艰难突围的同时，爪哇岛的暗流也在涌动。
二〇一〇年三月，雅加达。情报局收到一份线报：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残余分子，正在策划一起针对雅加达国际机场的恐怖袭击。方式：汽车炸弹。目标：国际航站楼。时间：三月下旬，具体日期不详。
林海生亲自飞到雅加达，向黄汉生通报情况。
“黄总督，这次不是小打小闹。他们搞到了两吨化肥炸药，还有一批军火。如果得手，雅加达国际机场会被炸上天。”
黄汉生的手在抖：“能提前破获吗？”
林海生点头：“能。但我们需要一个人。”
“谁？”
“哈桑·拉赫曼。”
三月十五日，雅加达，哈桑的家。
哈桑已经六十八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他走路需要拐杖，说话有时会喘。但他的眼神，依然清澈如初。
“哈桑老师，”林海生坐在他对面，“极端分子又要动手了。目标是机场。我们需要您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