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石涛能骗过鉴画泰斗，面壁三载让敦煌壁画重见天日？
一支笔写尽山水花鸟，号称东方之笔与毕加索平起平坐，张大千凭什么是民国画坛第一人？】
张大千生在四川内江的书香世家，母亲曾友贞是当地有名的白描高手，靠绣活补贴家用，一手花卉人物画得灵动传神。
他九岁便跟着母亲、姐姐学画，十岁就能独立画完整幅花鸟，连教书先生都夸“这孩子笔底有灵气，将来必成大器”。
十七岁那年他和同学结伴去重庆读书，半路撞上土匪，被掳上山寨。
土匪头子见他字写得好，非但没撕票，反倒逼着他当“师爷”，专门写绑票勒索信、管账记账。
别人被绑吓得哭天抢地，他反倒乐得自在。
山寨百天里，天天抱着土匪抢来的古书字帖练字，连土匪头子都夸他“先生这笔字，比县城师爷还俊”。
直到官兵剿匪，他才趁机逃了出来。
这段离奇经历非但没磨掉他的意气，反倒养出了疏狂不羁、随性洒脱的性子。
1917年他东渡日本，在京都学染织工艺。
课堂上学布料纹样，课余时间全泡在古画临摹上。
日本馆藏的宋元真迹不少，他一有空就往博物馆跑，站在展柜前一笔一笔默画，回家再凭着记忆复原——石涛的山水、八大山人的花鸟、徐渭的泼墨，一一摹到骨子里。
两年后归国，他正式拜入曾熙、李瑞清两位书法大家门下，不仅练出了独树一帜的“大千体”书法，画艺更是突飞猛进。
为了摸透石涛的皴法，他把能找到的石涛真迹全都临摹了十几遍，连纸张的老旧痕迹、印泥的深浅、题款的笔锋，都琢磨得分毫不差。
没过几年，他仿的石涛山水混在真迹里，连沪上玩了半辈子字画的老藏家都辨不出真假。
民国上海画坛，至今流传着两桩张大千的“雅骗”趣闻。
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就凭着一手以假乱真的本事，惊了半个画坛。
头一桩是戏陈半丁。
那日陈半丁在府上设宴，邀了沪上半数名家，席间特意捧出刚收的石涛山水册页，说是花重金从王府流出来的真迹。
众人围过来轮番观赏，个个交口称赞“笔意苍劲，确是石涛精品”。
唯独张大千站在人群后，看着看着笑出了声。
陈半丁面露不快，问他笑什么。
他淡淡开口，从第一页的构图、题跋的字句，到第几页盖了什么印、印泥偏红还是偏暗，一口气说了十几页。
众人起初不信，翻开册页一一对照，竟分毫不差。满座皆惊，陈半丁愣在当场，问他莫非以前见过。
张大千摇着头笑：“哪用见过，这册子就是我画着玩的。”
话音未落全场哗然。
他当场取过纸笔，提笔就画，不消半个时辰，一幅石涛山水跃然纸上，笔意、气韵、落款，和册页里的如出一辙。
在座老藏家面面相觑，半晌才有人叹：“石涛再生，也不过如此了。”
第二桩更有名，是骗倒了鉴画泰斗黄宾虹。
张大千早就听说黄宾虹手里藏着一卷石涛精品手卷，几次登门求借临摹，都被老先生婉拒——黄宾虹爱画如命，从不轻易示人。
张大千也不恼，回去闭门半月，凭着记忆里的石涛笔意临摹出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手卷，又用茶叶水浸、烟熏火燎做足旧，故意放在恩师曾熙的书房里。
那日黄宾虹登门拜访，一眼瞥见案上的手卷，拿起来翻了又翻，越看越爱，认定是石涛早年真迹，执意要重金买下。
曾熙笑着看向一旁的张大千，年轻人赶紧摆手：“钱我不要，黄先生要是喜欢，就用您那幅不肯借我的石涛真迹换，如何？”
黄宾虹当即应下，乐呵呵抱着“真迹”回了家。
后来真相传开，老先生非但没生气，反倒专程来找张大千，对着画看了半天，捋着胡子笑：“老夫鉴画半辈子，竟栽在你小子手里。假是假，可这笔力、这份胸襟，比真石涛还见风骨。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经这两桩事，“石涛再生”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
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孖在上海开创“大风堂”，开宗立派收徒，年纪轻轻就成了沪上画坛新贵。
1941年，已经名满天下的张大千，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画坛的决定：
放下上海的安稳日子，远赴西北大漠，临摹敦煌壁画。
那时的莫高窟远不是如今的模样：
黄沙漫天，大半洞窟被风沙掩埋，壁画斑驳脱落，没人打理也没人重视。
别说电灯，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颜料、纸笔全要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过去，路上还要提防土匪。
朋友都劝他：“你现在画价那么高，在家画画舒舒服服，何必去遭那份罪？”
张大千却摇着头说：“唐宋画的真功夫，全在敦煌壁画里。我不去，对不起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他带着三夫人杨宛君、儿子张心智，还有十几个弟子、画工，浩浩荡荡从成都出发，坐了汽车坐马车，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敦煌。
到了地方他没急着画画，先带着弟子清理洞窟、给洞窟编号。
风沙埋了洞口的，就一点点挖开；
壁画上积了百年灰尘的，就用软毛刷轻轻扫。
整整两个月，他亲手给309座洞窟编上号——这是莫高窟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编号整理。
真正临摹起来，苦才刚开始。
洞窟里幽深昏暗，只有洞口透进一点光，全靠油灯和镜子反光照明。
壁画大多在高处，他就搭着木架子，趴在上面仰着脖子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脖子酸得抬不起来，就垫个棉枕靠着。
油灯烟灰大，一天下来，脸上、胡子上、衣服上全是黑灰，弟子们笑他“远看像个烧窑的”。
颜料更金贵。
为了还原壁画色彩，他专门从内地运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朱砂、赭石，一点点磨成粉，加胶调配。
当地老画工教他古法配色，他学得认认真真，连涂底色的工序都不肯省。
这一待，就是两年零七个月。
三年时间，他带着弟子完成了276幅壁画临摹作品，从十六国的质朴、北魏的刚健、盛唐的富丽，到宋元的清雅，各个时期的风格尽数临摹。
为了凑敦煌的开销，他变卖了自己珍藏的几十幅古画，耗尽大半家产，连妻子的首饰都当了不少。
从敦煌回来，张大千的画彻底脱胎换骨。
从前他的山水是文人写意的疏朗清雅，笔底带着江南秀气；
从大漠回来后，线条更见雄健刚劲，设色富丽浓艳，盛唐壁画的大气象融进了笔墨里，画境豁然开朗，再不是文人案头的小情小景，装得下万里山河。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这些临摹画在重庆、成都接连办展，场场万人空巷。
从前敦煌只在少数考古学者的论文里出现，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大漠深处还有这样的艺术宝库。
画展一开全中国都轰动了：原来我们老祖宗还有这么厉害的壁画！
画展直接推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常书鸿先生带着人扎根大漠守护敦煌，敦煌学自此从冷门学问变成了“显学”。
后来人说，张大千是敦煌艺术的“吹哨人”，是他让敦煌走进了大众视野。
可争议也如影随形。
在敦煌临摹期间，为了看清洞窟内层年代更早的北魏壁画，他曾命弟子剥落了几处外层已经残损的宋代壁画。
这事被学者向达撰文批评，说他“为一己私好，破坏千年文物”，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连重庆当局都发了电报委婉劝阻。
张大千自己却有说法：外层壁画早已斑驳脱落，被风沙侵蚀得不成样子，内层的北魏壁画再过几年也要被沙埋了，剥下来是抢救，不是破坏。
功过是非，争论了几十年。
没人能否认他推广敦煌的功劳，也没人能洗白他剥落壁画的过失。
就像他这个人，疏狂、随性，有大功，也有小过，鲜活立体，从来不是完美的圣人。
从敦煌归来，张大千的画艺再攀高峰，与溥心畲并称“南张北溥”，成了民国山水画的两座高峰。
溥心畲是恭亲王奕?的孙子，正宗满清皇室后裔，从小在恭王府长大，饱读诗书，画的是文人逸气，山水清淡悠远，带着贵公子的闲散雅致。
张大千是江湖才子，走南闯北，笔墨纵横捭阖，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带着一股疏狂的生命力。
一北一南，一逸一雄，一个贵气，一个洒脱，撑起了民国中后期画坛的半壁江山。
当时藏家都说，能收得一张南张北溥的画，才算得上正经藏家。
后来又有“南张北齐”的说法：南边张大千山水独步，北边齐白石花鸟称雄，两人一工一写，一雅一俗，共同代表了传统国画的巅峰。
徐悲鸿更是当众盛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这话虽有过誉之嫌，却也足见他在画坛的地位。
他的画雅俗共赏，文人爱看他的意境，商人爱看他的富丽，就连普通百姓，也觉得他的画热闹、好看。
中年之后时局动荡，张大千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海外游历。
他先去印度，临摹阿旃陀石窟壁画，把印度壁画的色彩融入自己的画里；
又去阿根廷、巴西，在圣保罗建了“八德园”，自己堆山造湖，种满梅花荷花，住在园子里画画，把中国园林搬到了南美洲。
他带着中国画走遍世界，在巴黎、纽约、东京办画展，把东方水墨的魅力讲给西方人听。
1956年那场“东张西毕”的会面，更是成了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那年张大千在巴黎办画展，听说毕加索在尼斯，就想登门拜访。
身边人都劝他：“毕加索脾气古怪，眼高于顶，未必愿意见你。”
张大千却笑着说：“都是画画的，有什么见不得？”他带着妻子徐雯波，没打招呼就登门了。
没想到毕加索听说中国画家来，异常热情。
这位平时在家作画从不穿上衣的西方大师，特意换上西装、打好领带，正装出门迎接。
进了画室，毕加索搬出五大本自己临摹的齐白石花鸟画册，认认真真请张大千指点，说：“我一直在学你们中国的水墨画，可总觉得画不对味。”
张大千拿起笔，当场画了一幅墨竹，给他讲中锋用笔、水墨晕染的道理。
毕加索看得入神，听完感慨道：“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这个世界上，配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人——而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白种人根本没有艺术。”
两人聊了一下午，互赠画作留念。
张大千送了毕加索一幅《墨竹图》，毕加索回赠了自己的一幅人像。
西方媒体争相报道这场东西方艺术巅峰对话，“东张西毕”的名号传遍世界。他们称张大千为“东方之笔”，他成了第一个真正在国际画坛享有盛誉的中国画家。
六十岁后，张大千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引发视网膜病变，视力一天比一天差。
从前他能在指甲盖大的地方画工笔山水，可后来，连精细的线条都看不清了，传统的皴法、勾勒越来越难驾驭。画坛都在惋惜，说张大千的艺术生涯怕是要到头了。
可谁也没想到，眼疾反倒逼出了他艺术上的涅盘。
他从唐代王洽的“泼墨法”里找灵感，又结合自己半生的笔墨功底，索性放弃了精细的勾勒，直接把调好的墨色、石青、石绿泼在宣纸上，任由颜料在纸面上自然晕染、流淌，形成云雾山峦的雏形，再顺着墨色的走势，轻轻勾勒出山脊、屋舍、树木。
看似随意泼洒，实则胸有丘壑。
哪里留作云雾，哪里画成山峰，全在他一念之间。既有传统水墨的意境气韵，又有现代艺术的抽象美感，色彩绚烂浓烈，气势磅礴壮阔，前无古人。
这就是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法”。
徐悲鸿握着画笔站在画展现场，望着敦煌临摹作品神色郑重，眼中满是赞叹：“五百年来一大千。他集传统绘画之大成，又开泼彩之新境，把中国山水的意境推到了新高度。敦煌传火之功，泼彩开创之勇，足以载入画史。中国能有这样的画家，是画坛之幸。”
重庆画展普通观众挤在人群里望着墙上的飞天壁画，眼睛都直了：“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知道敦煌有这么好看的画！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以前竟不知道。张先生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石涛看着天幕上仿自己的山水册页，越看越乐，最后抚掌大笑：“天下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多少人学了一辈子只学了个皮毛。这小子倒好，不仅学了形，还偷了我的魂，最后还能跳出我的路子自己开宗立派。难得，真难得！比我那时候还敢玩！”
王维看着泼彩山水的空蒙意境，眼中微光闪动，轻声吟道：“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吟罢点头赞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泼彩，墨色淋漓，意境悠远，得我水墨山水的意趣，又更添绚烂气象。妙哉，妙哉。”
宋徽宗赵佶盯着工笔花鸟看了半晌，点头又摇头，带着院体帝王的挑剔：“花鸟工致，设色明丽，有院体功底，可野逸之气太重，不合院体规矩。至于泼墨泼彩，更是失了法度，过于随性。不过论才情笔力，确是当世奇才。若在宣和画院，也能占个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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