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东京的夏天闷热而漫长。
家驹已经能坐起来了。护颈还戴着，硬邦邦的白色塑料卡着下巴，转头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要跟着转。骨痂愈合得不错，医生说再戴一个月就可以拿掉。他靠在床头，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乐谱，铅笔夹在手指间，写写停停。窗外的蝉叫得人心烦，他放下笔，对家强说：“去睇下haylee。”
走廊很长，轮椅的轮子碾过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家强推得很慢，怕颠到他。电梯在七楼停下，门开了，走廊里的灯光是暖白色的，和楼上的冷白光不一样。家强敲了敲门，haylee妈妈来开的。看到家驹，她的眼神动了一下，那里面有心疼，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阿姨。”家驹叫了一声。haylee妈妈点点头，侧身让开。“入嚟啦，佢醒紧。”
乐瑶靠在床头，枕头垫得很高。她的头发长了，披在肩上，脸色比上个月好了很多，嘴唇有了一点血色。看到家驹进来，她的脸上浮起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快，很标准，嘴角弯上去，露出几颗牙齿，眼睛也弯了一下，但很快就回到了原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接待员，面对一个重要的客人。
“家驹哥，你好呀。”她的声音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多谢你嚟睇我。我好咗好多啦。”
家驹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的手指交叠放在被子上，很安静，很规矩。以前她会在他说话的时候揪被角，会在线头里绕手指，会在他说到什么好笑的事情时用被子捂住嘴笑，眼睛弯成月牙。现在她的手一动不动，像一件被摆放整齐的物品。她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但好像没有落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她看的是他的方向，不是他。
“好返就好。”他说。声音很轻。
她点了点头，那个笑容还挂在脸上，不多不少，刚刚好。“你都要好好休息。”她说。然后她的目光移开了，移到窗台上那盆绿植上，移到输液架上，移到任何一个不用和他对视的地方。
他想起那天晚上，她站在阳台上，隔着栏杆问他：如果有一天你还是我，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之间没有连接点了，会不会很奇怪？他那时候没有听懂，问她这是什么问题。她说没什么，乱想的。现在他懂了。那个连接点，断了。
“你好好休息。”他说。她转回头来，又笑了一下。“嗯，你都要。”家强把他推出去的时候，在走廊里停了一下。“阿哥？”家驹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他说：“返去啦。”
走廊的灯是暖白色的，很安静。他靠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握过吉他，写过旋律，在旋转木马里捧过她的脸。现在它们放在膝盖上，什么都没有握。
七月下旬，黄丽清拿到了Amuse公司的工伤赔偿。一张支票，金额是.3美元。不是整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是日本人做事的风格。另一张是伤残年金，美元。她把两张支票看了一会儿，折好，放进信封里。然后在离职申请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她的手没有抖。
办理离职那天，她把自己工位上的东西收拾干净——一个马克杯，一本笔记本，几支笔，一包纸巾。装进一个纸袋子里，拎着走了。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很长，日光灯一排一排地亮着，和来时一样。她转回头，按了电梯。
后来她成了家驹的私人助理。是他主动提的，她说好。没有多余的话，没有眼神的交汇，没有心跳加速。只是工作。
她帮他安排行程，整理文件，接打电话。做得很好，不出错，不多余。她总是穿着得体的衣服，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她叫他“家驹哥”，声音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她把他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从不会迟到，从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她做得很好的。什么都很好。只是不会产生感情波动，不会有生理反应，不会有情绪变化。
对外，他们已经分手了。是家驹提出来的。他对兄弟们说，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已经和平分手。后来再也没有人问过。
九月的东京，大阪音乐会终于举行了。场地比原计划的小了一半，安保多了三倍。家驹坐在舞台侧面的椅子上，护颈已经拿掉了，但还不能有大动作。他唱了《海阔天空》，唱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时候，台下有人哭了。他看着那些举起来的灯牌，看着那些挥动的手臂，想起她说过：这首歌一定会成为永远的经典。她说对了。她总是说对的。
黄丽清站在侧台，手里拿着他的水杯和毛巾。灯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演出。
十一月，香港，创作人音乐会。这是事故之后家驹第一次在香港公开演出。上台前，他在后台坐了很久，手里握着那枚被他摸得发亮的拨片。黄丽清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看着时间，在还有五分钟的时候敲了敲门。“家驹哥，准备上台了。”
他站起来，把拨片夹在指间。舞台上的灯光很亮，照得他脸上没有阴影。《海阔天空》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是掌声。不是那种疯狂的、尖叫的掌声，是那种克制的、带着心疼的掌声，像怕太大声会惊动什么。他唱到最后，声音有些哑，但没有停。
“背弃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去的时候，台下有人哭了。他站在舞台中央，灯光打在他身上，他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睁开，鞠躬，下台。黄丽清在侧台等着，把水杯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多谢。”他说。“应该嘅。”她说。
那晚他拿到了最佳创作人奖。奖杯是金色的，沉甸甸的。他站在台上，说了一段感谢的话，感谢家人，感谢朋友，感谢歌迷。没有提到她。她在台下坐着，鼓掌，微笑，和其他人一样。
十二月，香港红馆。十周年演唱会，连开三场。加场，再加场。歌迷从世界各地涌来，有人举着灯牌，有人穿着印有beyond logo的t恤，有人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从头唱到尾，每一首歌都会唱。后台的走廊里摆满了花篮，歌迷送的信堆了整整一桌。黄丽清把那些信按日期整理好，放在一个纸箱里。家驹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纸箱，没有说话。
马来西亚两场，新加坡一场，场场爆满。唱到最后一场的时候，他的嗓子已经有些哑了，但还是唱完了最后一首歌。下台的时候，黄丽清递给他一杯温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好攰。”她愣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对她说“好攰”。以前他不会说的。以前他累的时候，会有人替他累。现在没有了。“返去休息啦。”她说。他点了点头。
十二月三十一日，beyond与Amuse的经纪合约正式到期。没有续约。
新闻发布会在香港某酒店举行。长桌后面坐着beyond四人，西装革履，神情严肃。台下坐满了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公关部的人先开场，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然后宣布：beyond将加盟滚石唱片，未来将暂时不进行团体活动，各自发展。
台下立刻有人举手。“请问，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解散？”
家驹接过话筒。“唔系解散。系暂时休息。”他的声音很稳，“我哋需要时间沉淀，需要时间做自己想做嘅嘢。”
又有记者问：“那beyond还会不会重组？”
他笑了笑。“会嘅。一定会。”
另一个记者站起来，问题很直接。“今年六月的事故之后，《乐与怒》这张唱片在香港卖咗三十万张。你哋点睇？”
阿paul接过话头。“三十万张，系歌迷俾我哋嘅支持。”他顿了顿，“但系我哋更希望嘅系，歌迷钟意我哋嘅音乐，唔系因为我哋出咗事。”
台下安静了一瞬。家强在旁边补了一句：“多谢大家关心。我哋会继续做好音乐。”
记者又问到家驹的个人状况。“家驹目前处于单身状态吗？有无考虑几时结婚？”
家驹沉默了两秒。“私人问题，唔回应。”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硬。记者没有追问。
发布会结束后，四个人在后台站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然后家强伸出手，阿paul搭上去，世荣搭上去，家驹最后搭上去。四只手叠在一起，压了压，松开。
“走啦。”家驹说。四个人各自上了不同的车。
后来的日子，家强和阿paul往影视圈发展。家强演了几部电影，配角，戏份不多，但被夸“有灵气”。阿paul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持人，后来也演了些角色，偶尔在综艺节目里碰面，互相损几句。世荣转到了幕后，帮新人做唱片，有时候在录音室一待就是一整天。家驹也转到了幕后，帮别的歌手写歌，偶尔也唱，但很少。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制作上，培养新人，打磨作品。他教那些年轻人写歌的时候会说：“你写嘅歌，要自己钟意先得。唔好理市场要咩，理你自己要咩。”这话是他以前说过的，很久以前。
他还和单立文一起做了一张纯音乐唱片，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那张唱片卖得不好，但他很喜欢。他说：“音乐唔一定要有词，有词反而局限咗。”
四个人凑了二百六十万港币，把二楼后座彻底翻新了一遍。隔音墙，调音台，监听音箱，专业的录音设备。以前那个堆满杂物、夏天热得像蒸笼的band房，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录音室。完工那天，四个人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阿paul说：“好靓。”家强说：“好贵。”世荣说：“好用。”家驹说：“好。”
他们走进去，拿起各自的乐器。家驹弹了一个和弦，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干净、饱满、没有杂音。他抬起头，看着其他三个人。家强笑了，阿paul也笑了，世荣也笑了。他也笑了。那天晚上他们在新的band房里待了很久，没有录歌，只是坐着，偶尔弹几个音，偶尔说几句话，大多数时候沉默。但那种沉默不是空的，是满的，是那种只有在一起经历过太多的人才能一起承受的沉默。
黄丽清没有去。她在家驹的行程表上把那一天标注为“私人时间”，没有安排任何工作。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家，煮了一碗面，吃了，洗完澡，看了会儿电视，然后睡觉。和每一天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家驹的床头一直放着一本相册。棕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字，写着“to my lover”。他偶尔会翻一翻，从1986年的台北翻到1993年的吉隆坡，翻到最后那页空白，停一下，然后合上。他从来没有在那页空白上放过任何照片。也许永远不会放。也许那页空白，就是留给她的。
窗外，1994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落在相册的封面上，金色的字被光照着，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