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二月初六，汉中府城西，新建的汉中政务厅。
这里是原汉中卫指挥使司的旧署，三个月前刚刚翻修完毕。青砖灰瓦，三进院落，没有西安总兵府的森严，却多了几分务实的气息。
前院是政务司、商务司、工务司的办公之所，后院是格物院的临时驻地，东西厢房分别用作库房和接待室。
今日，政务厅前院挤满了人。
这些人来自西北各地，有西安、凤翔、延安、河套、庆阳、平凉、巩昌、临洮的，也有汉中本地各县的；有身穿绸缎的商贾，有满手老茧的工匠，有背着褡裢的农民，有握着账本的书办，还有几个身着粗布长衫、面色黝黑的船夫。
他们是李健派人请来的——不是传令，不是征召，是“请”。
每一封邀请信都由西北总局政务司官员亲笔书写，信中详细说明了会议议题，并附了一张车马费银票。
“西北水军建设咨议大会”。
这是李健亲自定的会名。不是“命令”，不是“部署”，是“咨议”。他要听的不是附和，是意见；不是颂扬，是真话。
会议定在辰时正，但卯时刚过，政务厅前就已人头攒动。
西安玻璃工坊的大掌柜赵德全来得最早。他今年五十六岁，在西安经营玻璃作坊已三年。
赵家祖上原是洛阳烧窑匠，万历年间逃荒到陕西，在西安城外开了个小窑场，烧些粗瓷瓦罐。
三年前，赵德全接手家业，偶然从河套那里学得玻璃烧制技艺，从此改行做玻璃。
他这三年，亲眼见证了西北玻璃从无到有、从粗陋到精美、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的全过程。
三年前西北工坊改制，他的玻璃作坊并入工务司，他本人被聘为大掌柜，拿西北行政总局的俸禄，兼领分红。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块石头压着。
玻璃目前是奢侈品，西北的市场，他闭着眼都能算清：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满打满算两千户，加上各衙门、各商号、各会馆，饱和了。
前年他推出新款玻璃茶具，卖了八百套；去年他推出磨花玻璃灯罩，卖了六百副；今年，新品卖不动了。
不是东西不好，是能买的人都买过了。
他需要新市场。江南，湖广，山东，北直隶，甚至辽东，甚至海外。但他出不去。
陆路运输太贵。一套玻璃茶具在西安卖三两，运到南京，运费、关税、损耗加起来六两，售价十五两，利润确实不低。
但问题是，玻璃易碎，陆路颠簸，一百套运出去，完完整整到达的不超过七十套。这还不算沿途税卡的刁难、盗匪的袭扰。
他曾想走水路，但黄河三门峡那段，船毁人亡是常事。他曾想走汉水，但汉水航道时通时塞，官府管不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现在，总兵要建水军。
赵德全不懂什么海洋战略，什么大航海时代，什么西方列强。
他只知道，如果水军能把汉水航道打通，能让他的货安全、廉价、准时地运出去，他就举双手赞成。
纺织工坊的女管事王秀英站在赵德全身旁，两人是老相识。
王秀英今年四十一岁，原是西安城外一个佃农的妻子。崇祯八年大旱，丈夫饿死，她带着孩子进城讨饭，恰逢工务司下面的工坊招织工。
她没读过书，但手巧，学什么都快。三年从学徒升作管理，同时每天废寝忘食的学习各种知识，去年工务司改制，她被聘为纺织工坊管事。
她手下管着三百多号女工，全是穷苦出身。这些女人和她一样，都在学习，都没出过远门，但她们会织布。
蒸汽织机是格物院送来的。那东西轰隆隆响，一天能织五十匹布，顶二十个熟练织工。
刚开始女工们怕得要死，没人敢靠近。她第一个坐上去，学着开机关机，学着接线换梭，学着听声音辨故障。机器弄伤了她两根手指，她没哭，咬着牙继续学。
如今，纺织工坊一天出布五百匹，仓库里积压了三万匹。
如果继续积压下去，再不卖出去，工坊就得停工，三百多号女工就得失业。
她不懂什么水军不水军，她只知道，总兵说要建水军，她就支持。
宁夏煤矿的场主马大栓蹲在台阶上，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和旁边的人聊天。
他今年五十出头，祖上三代都是挖煤的。宁夏的煤好，耐烧，烟少，但卖不出去——运费太贵。
“运到西安，一车煤两钱银子，运费就得一钱五。”他掰着指头算，“运到汉中？更贵，三钱都不止。咱这煤，埋在土里是黑石头，挖出来是黑金，运出去就是黑炭。赚什么钱？赚个辛苦钱。”
有人问：“马场主，您支持建水军不？”
马大栓眼睛一瞪：“那还用问！总兵要建水军，咱宁夏煤矿第一个捐银子！”
“您不怕水军把您那煤运价压下来，您少赚钱？”
马大栓嘿嘿一笑：“你这就不懂了。煤运价是压下来了，可卖出去的煤多了啊。以前一车煤运到西安，赚半钱银子，一年卖五千车，赚两千五。以后水运，一车煤赚两钱，一年卖两万车，赚四千两。你说是赔了还是赚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再说了，总兵给咱西北办了这么多事，修路、办学、建工坊、改农具，哪样不要钱？水军是为咱西北谋长远，咱不能不识好歹。”
旁边一个精瘦的中年人点头：“马场主这话实在。到底是走过南闯过北，下过五洋玩过海！见过世面，知道海运的厉害。”
说话的是山西“晋昌隆”商号的少东家阎复礼。晋昌隆是山西大商号，主营茶叶、布匹、药材，分号遍布北直隶、山东、河南，近年有意向南开拓。
阎复礼此番来汉中，名义上是洽谈贸易，实际上是被李健的信请来的。
他今年三十五岁，十六岁随父经商，十九岁独当一面，二十五年走遍大半个中国。
他见过江南的繁华，也见过西北的贫瘠；他见过运河上千帆竞渡，也见过黄河畔哀鸿遍野；他见过东南海商的富可敌国，也见过朝廷禁海的反复无常。
他对水军的态度很复杂。
作为商人，他渴望畅通无阻的贸易通道。作为山西人，他深知内陆商帮对出海口的渴求。
但他也清楚，建水军不是搭台唱戏，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用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的长远大计。
他不反对建水军，但他要看——看李健打算怎么建，再说后话……
关中农会会长老周头蹲在阎复礼旁边，手里握着一杆旱烟袋，吧嗒吧嗒抽着。他今年六十三，一辈子没离开过关中。
他家祖上三代佃农，到他这一辈，赶上西北新政，分了地，入了农会，种了新粮种，学了新式农法，日子总算有了起色。
“俺不懂水军。”他吐出一口烟雾，慢吞吞说，“俺就知道，咱这新式犁、新式耙，都是铁打的，比木头结实，轻省，翻地深。可价钱贵，乡里人买不起。”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望向政务厅门楣上的匾额：“要是能走水路运出去，价钱降下来，乡亲们都能用上好农具，多打粮，日子就好过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哽：“俺那个侄子，今年十九，自小在渭河边长大，水性好。前几天听说水军学堂招人，他自个儿跑去报名了。俺问他，你不怕？他说，怕啥，有口饭吃就行。”
他低下头，不再说话。
格物院的年轻学者徐千学站在人群边缘，手里握着一卷图纸。他今年二十七岁，是河套格物院最早的一批学员，专攻数学与天文。
去年，他协助西安格物总院翻译《测量法义》，对西方航海术产生浓厚兴趣。
此后半年，他翻遍了格物院收藏的所有海外书籍，从《郑和航海图》到《海道经》，从《职方外纪》到《坤舆万国全图》，边读边做笔记，手稿积了厚厚一摞。
他支持建水军，但他关心的问题和商人工匠们不一样。
他关心的是：我们要建一支什么样的水军？
是沿袭旧式水师的老路，船靠风帆，炮靠进口，人靠苦力，仗靠拼命？
还是开辟一条新路，用蒸汽机驱动战舰，用科学方法测绘海图，用天文知识导航定位，用系统工程统筹后勤？
如果只是前者，他支持，但不会投入全部热情。如果是后者，他愿为此付出一生。
他已准备好了详尽的建议书，只等今日呈递给总兵。
汉中政务厅大门在辰时正准时打开。
众人鱼贯而入，在前院正厅落座。厅内布置简朴，没有屏风，没有香炉，没有仪仗，只有几十张椅凳，一张长桌，墙边立着几幅地图。
李健已在厅中等候，他没有坐在主位，而是站在地图旁，似乎在研究什么。
众人落座后，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向侍从点了点头。
侍从端上一只木盘，盘中整齐码放着一沓纸张。侍从将纸张分发给在场每一个人。
那是一份清单，准确说，是一份参谋部应李健要求所做的“西北水军建设规划草案”。
众人低头翻阅，厅内只剩下纸张摩擦的沙沙声。
规划草案写得很细，从水军学堂的课程设置到战船的型号参数，从汉水航道的整治方案到长江沿线港口的选址规划，从初期贸易商品的品类清单到远期海外据点的战略布局，共十六个章节，四万余字。
这不是一份象征性的征求意见稿，这是一份真正经过缜密研究的工程方案。
阎复礼看得最慢。他的目光在每一页上停留很久，有时皱眉思索，有时微微点头。当翻到“贸易开拓”那一章时，他的手指顿住了。
这一章详细列出了初期可出口的西北商品清单、各目标市场的价差测算、运输成本估算、预期利润率，甚至附了一张“汉水—长江航线分段航行时间表”。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数字，这是经过实地勘测和多方询价得出的真实数据。
阎复礼抬起头，望向李健。他发现自己可能低估了这位西北总兵。这位底层出身的总兵，能走到如今这一步，实非偶然……
给足众人阅读时间后，李健缓缓开口：
“今日请诸位来，不为宣布命令，不为筹款募捐。”他的声音平静，“西北要建水军，诸位是西北各行各业的主事人，最清楚自家营生的难处，也最明白这水军建成之后，对你们的营生是利是弊。”
他顿了顿：“在座诸位，赞成建水军者，请说赞成的理由；反对建水军者，请说反对的理由；犹疑未决者，请说犹疑的顾虑。今日所言，无论逆耳顺耳，一概记录在案，一概不加追究。”
他最后说：“水军是西北的水军，也是诸位的西北。此事成与不成，不在李某一人，在诸位能否同心。”
厅内沉默了片刻。
赵德全第一个站起来。
他站得很急，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顾不上这些，抱拳向李健行了一礼，又转向众人团团作揖：
“总兵，诸位，老汉先来说几句。”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丝毫不像五十六岁的人：
“老汉是开玻璃作坊的，在西安城里干了三十四年。三年前，老汉刚改行家业那会儿，西安城里有几家玻璃铺？三家。三十四年后呢？三百家不止吧！”
他顿了顿：“可老汉的工坊，最近没赚着钱。”
有人低声议论。赵德全摆摆手：
“不是东西卖不出去，是运不出去。西北有钱人就那么多，买了一套茶具，不会再买第二套。老汉费尽心思，做出玻璃镜子、玻璃灯罩、彩色玻璃窗，东西是好东西，可卖给谁？西安城里，能买得起玻璃镜子的人家，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江南呢？老汉没去过江南，可老汉打听过。苏州、杭州、南京，富商巨贾云集，讲究排场，一套茶具用三月就换新的。咱们的玻璃茶具，在西安卖三两，在南京能卖十五两。如果有水军，真不敢想象……这不是银子，这是遍地白花花的银子啊！”
他转向李健，声音恳切：
“总兵，老汉不懂水军，老汉就知道，只要水路打通，老汉的货能运出去，工坊就能扩大生产，就能招更多工人，就能研发出更多新品。老汉已经想好了，明年要造玻璃屏风，后年要造玻璃窗，大后年要造琉璃瓦——这些东西，在江南肯定好卖！”
他说完，向众人拱手，坐下。
王秀英站了起来。
她没有赵德全的豪气，声音不高，甚至有些紧张。但她说得很慢，很稳，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总兵，诸位，民妇是纺织工坊的管事。”
她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
“民妇的工坊有三百二十七个女工，全是穷苦出身。她们中有寡妇，有弃妇，有逃荒来的，有被夫家卖了又跑出来的。她们不认字，不会算账，没出过远门，可她们会织布。”
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蒸汽织机刚送来那会儿，女工们都不敢碰。民妇第一个坐上去，学着开机关机，学着接线换梭。机器伤了民妇两根手指，民妇没哭，咬着牙继续学。为啥？因为民妇知道，这机器织得快，织得多，织得细，织出来的布能卖钱。有了钱，工坊就能开下去，女工们就有饭吃。”
她伸出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上的伤痕清晰可见。厅内鸦雀无声。
王秀英把手收回袖中，声音恢复了平静：
“如今工坊一天出布五百匹，仓库里堆了三万匹。民妇刚识字，算不来大账，可民妇知道，布卖不出去，工坊就得停工，三百多个女工就得失业。她们没地种，没手艺，没家底，失业了就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卖身。”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李健：
“总兵，民妇支持建水军。民妇不懂什么大道理，民妇就知道，水军能把布运出去，工坊就能开下去，女工们就有活路。”
她说罢，深深一福，坐下。
马大栓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宁夏口音：
“俺也来说几句！”
他掰着指头：
“俺宁夏的煤，耐烧，烟少，是好煤。可陆路运价太贵，一车煤两钱银子，运费就得一钱五。运到西安，价钱翻一番；运到汉中，价钱翻两番。俺这煤，运出去是黑金，运不出去就是黑石头！”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要是能走水路，从宁夏装船，顺黄河到潼关，换小船入渭河，到西安卸货，成本能降七成！要是水军能把汉水航道也打通，俺这煤还能从汉中运到湖广，运到江南！湖广人冬天不烧煤？江南人冬天不取暖？俺就不信卖不出去！”
他掰着指头继续算：
“西安城里有二十万户，一成用俺的蜂窝煤，就是两万户。一户冬天烧五百斤，就是一万万斤！湖广呢？江南呢？北直隶呢？俺这煤，够卖一百年！”
他说得唾沫横飞，全然忘了这是在总兵面前议事。
有人轻声提醒：“马场主，您还没说支不支持建水军呢。”
马大栓一愣，随即大手一挥：
“支持！咋不支持？总兵建水军，俺宁夏煤矿捐五万两！”
厅内响起一阵轻笑声。
老周头站起来时，厅内安静下来。
他没有赵德全的豪气，没有王秀英的深沉，没有马大栓的热烈。他只是个关中老农，六十三年的风霜都刻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他握着旱烟杆，慢吞吞说：
“俺不懂水军，俺就说说农会的事。”
他顿了顿：
“咱们农会的新式犁、新式耙、新式水车，都是铁打的，比木头的耐用十倍。可价钱贵，乡里人买不起。一副铁犁，成本八钱，运到乡里，加上运费，卖一两二钱。农民种一亩麦子，一年才挣多少？两把银子。买一副犁，要卖半亩麦子。”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丝光亮：
“要是能走水路运出去，运费降下来，铁犁卖八钱，农民就买得起了。一家买一副犁，多耕二亩地，多打三石粮，一年就能多挣一两银子。这一两银子，能给孩子扯身新衣裳，能给老人抓副汤药，能让全家人吃几顿饱饭。”
他声音发哽：
“俺那个侄子，自小在渭河边长大，水性好。前几天听说水军学堂招人，他自个儿跑去报名了。俺问他，你不怕？他说，怕啥，俺爹俺娘都饿死了，俺还有啥可怕的。进了水军，有饭吃，有饷拿，还能学门手艺。等俺退伍了，回村开个铁匠铺，给乡亲们打农具，这辈子就值了。”
他说完，慢慢坐下，握着旱烟杆的手有些抖。
徐千学站了起来。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表态，而是先向李健行了一礼，又向众人团团作揖，才不疾不徐地开口：
“总兵，诸位，晚生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他的声音清朗，带着格物院特有的理性：
“方才诸位前辈所言，晚生一一听在耳中。赵掌柜要通商路，王管事要销存货，马场主要拓市场，老会长要降粮价。这些诉求，晚生完全理解，完全支持。”
他顿了顿：“但晚生以为，水军建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他走向墙边那幅汉水舆图，伸手指向汉中：
“诸位请看。这里是汉中，我们的脚下。汉水从这里发源，东流三千六百里，汇入长江。长江东流六千三百里，出东海，入大洋。”
他的手指顺着汉水缓缓东移，划过汉中、安康、襄阳、武昌、南京，直入东海：
“这条水道，全长近万里。沿线的水文、航道、港口、物产、民情、军备，我们了解多少？”
他顿了顿，自问自答：
“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汉水从汉中到襄阳段，有多少险滩？黄金峡几处暗礁？渭门滩丰水期水深几何？新滩枯水期能否通行？沿途有哪几处可建码头？哪几处需设灯塔？哪几处宜泊战船？哪几处易遭袭击？”
“长江从宜昌到南京段，哪几处江面开阔可摆战场？哪几处水道狭窄可设伏兵？哪几处风浪险恶不宜航行？哪几处暗流湍急易覆舟楫？”
“东海、南海，潮汐何时涨落？季风何时转换？洋流如何走向？岛屿如何分布？航线如何标定？港口如何选择？”
他一连串问题，问得在座的众人哑口无言。
“这些问题，不是靠勇气能回答的，不是靠经验能解决的，甚至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徐千学的声音平静，“它们需要科学。”
他转过身，面向众人：
“西洋人为什么能远航万里？不是因为他们的水手比我们的水手更勇敢，是因为他们有天文台、有测绘局、有航海学校、有制图工坊。他们的船长在出航前，手里已经握着前人绘制的海图、前人记录的航程、前人标注的暗礁。”
“他们失败了，有人记录教训；他们成功了，有人总结经验。一代一代，层层积累，才有了今天纵横四海、如履平地的荷兰舰队。”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而我们呢？我们有郑和宝船的图纸，烧了。我们有七下西洋的航海记录，散佚了。我们有祖宗传下来的《海道经》，被锁在藏书阁里落灰。我们有数以万计的老水手、老船匠、老舵工，他们的经验随着他们的离世，永远消失了。”
“一百年前我们能做的事，今天我们做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变笨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去记录、去整理、去传承、去发展。”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
“晚生斗胆建言：水军学堂除了军事训练，必须开设天文、地理、数学、制图、测量、水文、气象、潮汐、造船、炮术等课程。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水手，是有学识的航海家、有头脑的指挥官、有远见的战略家。”
“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支旧式水师，是一所能够持续培养人才、持续积累知识、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的海上大学。”
他深深一揖，落座。
厅内寂静良久。
阎复礼缓缓站起身。
他没有立刻发言，而是负手走到墙边那幅汉水舆图前，仰头看了很久。
众人都在等他开口。晋昌隆少东家的名头，在场无人不知。山西商帮富甲天下，晋昌隆在陕西、山西、河南、北直隶均有分号，据说资产不下百万。他支持与否，分量非同一般。
阎复礼终于转过身来，面向李健，深深一揖：
“总兵，晚生方才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
李健颔首：“请讲。”
阎复礼抬起头，目光锐利：
“总兵的规划草案，晚生粗略翻了一遍。贸易开拓一章写得极细，从西北价差到市场分布，从运输成本到预期利润，条分缕析，令人叹服。但晚生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顿了顿：“草案列出的出口商品，全是实物——玻璃、布匹、煤炭、瓷器、茶叶、香皂、农具、皮毛、药材、干果。晚生想问：总兵为何不列一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李健的目光微微一凝。
阎复礼一字一顿：“是银子吗？”
李健摇头：“不是。”
阎复礼追问：“那是什么？”
李健沉默片刻，缓缓说：
“是知识。”
阎复礼愣住了。
李健站起身，走到舆图前，与阎复礼并肩而立：
“阎先生，你走南闯北二十五年，应该见过一种人。他们不贩盐、不贩茶、不贩布、不贩粮，只贩一样东西——信息。”
阎复礼瞳孔微缩。
“这种人，在江南叫‘掮客’，在山陕叫‘牙人’，在京城叫‘访事’。”
李健说，“他们不直接参与贸易，但他们知道哪里缺货、哪里压价、哪里税轻、哪里路通。他们把这信息卖给商人，商人据此决策，获利百倍。”
阎复礼沉默。
“晋商为什么能称雄商界两百年？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商帮更懂信息的重要性。”
李健说，“你们在各地设分号，不是只为卖货，更是为建情报网。你们知道朝中谁将升迁，边关何时用兵，粮价何处将涨，茶路何处遇匪。这些信息，比任何货物都值钱。”
阎复礼的声音有些艰涩：“总兵如何知道这些？”
李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继续说：
“同理，西北水军最大的优势，不是玻璃、不是布匹、不是煤炭，是我们拥有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知识体系。”
他走向那幅世界地图：
“我们有格物院，系统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我们有工务司，系统改良机械、冶金、造船、筑路。我们有农务司，系统试验育种、施肥、灌溉、农具。我们有医务局，系统整理内外科、药物、防疫。”
“这些知识，西洋人也在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是分散的、自发的、靠少数天才的灵光一闪。我们的研究，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持续迭代的。”
他顿了顿：
“这才是我敢在汉中建水军的底气。”
阎复礼深深看了李健一眼，退后一步，整肃衣冠，郑重一揖：
“总兵，晚生明白了。”
他转身，面向众人：
“诸位，晚生有几句话，想借这个机会说一说。”
他的声音不复方才的锐利，变得温和而诚恳：
“晚生十六岁随父经商，十九岁独当一面，二十五年来，走遍大半个中国。晚生见过最繁华的港口，也见过最荒凉的边塞；见过富可敌国的海商，也见过饿殍遍地的灾民。”
他顿了顿：“晚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富庶，有些地方贫瘠？为什么有些人富甲天下，有些人朝不保夕？”
他自问自答：
“晚生年轻时以为是土地，有良田者富，无立锥者贫。后来以为是商品，能产出奇货者富，只能卖苦力者贫。再后来以为是市场，有销路者富，囤积居奇者贫。直到几年前，晚生遇到一个人。”
他顿了顿：“那是崇祯十年，晚生在苏州，有人引荐了一位从漳州来的海商。那人其貌不扬，衣着寻常，身边只带一个老仆。晚生原不以为意，交谈之下，方知此人名下商船七十三艘，远航日本、琉球、吕宋、交趾、暹罗、满剌加，年入白银三十万两。”
厅内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
“晚生问他：君何以致富？他答：无他，唯信息耳。”
阎复礼的声音低沉：
“他说，他年轻时为海盗做账房，随船队走遍南洋。每到一地，必登岸访查，记录当地物产、价格、风俗、人情。十年积累，手稿盈箱。后来金盆洗手，开商号做正经生意，别人还在摸索航线，他已熟知每处港口的深浅；别人还在打听行情，他已算出最优的进货时机；别人还在为找不到买家发愁，他的货已被人预定一空。”
“他说：‘我卖给客商的，从来不是丝绸瓷器，是信息。货是信息的载体，钱是信息的报酬。’”
阎复礼转向众人，目光恳切：
“诸位，这就是晚生今日想明白的道理。我们总以为水军是打仗的，是运货的，是赚钱的。其实水军最宝贵的产出，不是战功，不是贸易额，不是关税白银，是信息。”
“船队所到之处，可绘制海图，标定航线；可记录水文，观察气象；可访查物产，调查市场；可结交当地，了解民情；可刺探军备，掌握敌情。这些信息，单看一项不足为奇，累积五年、十年，便是无价之宝。”
他顿了顿，声音铿锵：
“总兵说，西北水军要从汉水出发，走向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晚生以为，这不仅是军事远征，更是知识远征。船队驶向何方，知识就延伸向何方；水军的航迹所至，就是西北的视野所至，就是华夏的文明所至。”
他说罢，深深一揖，落座。
厅内寂静片刻，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李健静静看着这一切，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他请这些人来，本是想听意见，想听批评，想听不同角度的顾虑与建议。但他没想到，这些人给他的，远不止意见。
赵德全让他看到市场的渴望，王秀英让他看到民生的重负，马大栓让他看到资源的闲置，老周头让他看到农业的困顿，徐千学让他看到科学的必要，阎复礼让他看到信息的价值。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这是千万人汇聚成的洪流。他只是那个最早发现水流方向的人，而真正推动水流的，是这些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的普通人。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向众人团团一揖：
“诸位今日所言，李某铭刻于心。”
他顿了顿：
“李某年轻时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过去两百年，我们既不知彼，也不知己。我们不知道西洋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机会，更不知道海洋对华夏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打赢了所有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海洋。”
他的声音提高：
“今天，我们要改变这一切。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也要重新认识世界。我们要走出去，不是为征服，不是为掠夺，是为找回我们失落了两百年的东西。”
“那是什么？是尊严，是自信，是华夏儿女本该拥有的、纵横四海的豪情。”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
“这条路很长，很难，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我们别无选择。”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一百年后、两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会问：你们的时代，西洋人已经称霸海洋，华夏人在做什么？”
“我们不想让子孙这样问我们。”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
“所以我们要建水军。从汉水出发，走向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
“这不是李某一个人的水军，是西北的水军，是华夏的水军，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他深深一揖：
“拜托诸位了。”
厅内所有人不约而同站起身，齐齐还礼。
这一刻，没有总兵与百姓，没有官员与商贾，没有文士与武夫。只有一群被同一愿景点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