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几十万残兵困在南京一座孤城里，日军重炮一轰，飞机一炸，什么都剩不下来。卑职建议，全军主力撤出南京，留一支小部队做象征性防御，打过三五天即可主动撤退。这样对首都、对总理陵寝有个交代，也不至于把有生力量全赔进去。”
刘斐紧随其后，从军令部的专业角度做了补充，语调冷静得像个在做手术的医生：
“南京周围的山势——紫金山、栖霞山、雨花台——制高点都在城外，一旦落入敌手，城内每一寸土地都在敌军炮兵观察所的视野之内。城墙虽然坚固，但挡不住150毫米以上的重炮持续轰击。”
“我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了大量炮兵和高射炮，对空掩护能力严重不足，日军航空队可以肆无忌惮地轰炸我军阵地和城内目标。撤退路线只有一条——下关到浦口的轮渡。轮渡一次能运多少人，委座可以问问谷司令。一旦城破，几十万人挤在码头上，那就是一场屠杀。”
谷正伦站起来，声音干涩，像是在做一份不得不做的司法鉴定。
他是宪兵司令，管着南京城内最后几座还能正常运作的码头，手里有一份渡船统计表，上面的数字连他自己看了都睡不好觉。
“目前下关至浦口的轮渡，共有大小船只二十七艘。一次性最多运送四千人。如果全城守军加上不愿留下的市民全部拥到下关，渡江需要数日。
在这数日里，日军航空队只要每天来炸几轮，船沉一艘就少一艘，人也运不出去几个。这是下关码头渡船的实际运力数字，不是危言耸听。”
白崇禧第二个站起来附议，他的发言一如既往地条理分明，不拖泥带水：
“委座，从军事全局看，南京只是一座城池，而抗战是全民族的持久战。为保全一城而消耗掉最后几支还能打的生力军，不利于长期抗战。”
“我赞同李总司令的意见——适度抵抗之后，主动撤离。保存有生力量，才能谈将来的反攻。淞沪会战已经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在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和炮火优势的情况下，死守一座城市的代价大到不可承受。这个教训，不应该在南京再学一遍。”
何应钦、徐永昌和谷正伦基本认同这种意见，但言辞更加谨慎。
何应钦说他服从委座最终决断，徐永昌说守与不守各有利弊请委座定夺，谷正伦说宪兵司令部已开始筹划疏散方案以配合委座的决定。
三个人都把球踢回到了蒋介石脚下。
唐生智站了起来。他今日的气色比昨夜好了些，至少站起来的动作没有昨天那么吃力，脊梁也直了。
但他的声音依然是那种沙哑而决绝的调子，像是从一座老钟里敲出来的。
“诸位讲的都是军事上的账。这笔账我不跟你们争。南京地形不好，部队残破，渡船不够——这些我承认。”
“但南京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个点。它是首都。首都不战而弃，国际观瞻何堪？老百姓的民心何堪？总理陵寝就在紫金山上，总理就躺在那里看着我们。他要看的是我们把敌人挡在城外，不是拱手把陵寝送给日本人践踏。我唐孟潇愿意勉为其难，承担守城之责。城在，我在。城亡，我亡。”
李宗仁侧过头去看唐生智，目光里既有困惑也有审视，像是在打量一个突然在棋盘上走出怪招的对手。
他和唐生智相识多年，知道此人的性情——执拗、孤傲、不怕死，但也不是莽撞之辈。
唐生智站出来说要死守，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他还没看清楚的东西。
会场沉默了好一阵。
蒋介石没有立刻接唐生智的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坐在唐生智旁边的张阳。
“张军长，侬的部队在松江跟日军第十军打了好几天。侬是跟日军打过硬仗的人。你说说看，南京，能不能守？”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张阳身上。
李宗仁放下了手里的茶盏，白崇禧微微侧过头，何应钦推了推眼镜，刘斐用手里的铅笔在文件上无意识地画了一个圈。
唐生智没有看张阳，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等着验证某种默契。
而蒋介石的目光里，除了询问之外，还有别的东西——那是昨天夜里，张阳在唐公馆被激出的那个字，所留下的余波。
张阳站起身，双手撑着桌沿，脊梁挺直。
“委座，卑职在松江跟日军交过手。松江能守住，有几个条件——工事坚固、火力配备得当、弹药储备充足、撤退通道没有被切断。这些条件，南京目前都不完全具备。从纯军事角度来说，南京不宜投入重兵固守。这是实话。”
蒋介石的眉头跳了一下，嘴角的线条绷紧了。
张阳没有停顿，继续往下说。
“但是，如果委座基于政治考量决定必须死守南京，那卑职请求——一，立刻开始疏散全城百姓，不能等到炮声打响再撤；二，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紫金山和雨花台两处制高点，用火力迟滞日军推进；三，在下关集中足够多的船只，确保城破之后守军有路可退。如果这三个条件无法满足，死守南京的代价会比松江惨十倍，而且于事无补。”
蒋介石听完，面色稍霁了些。他端起桌上的白开水喝了一口，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张军长讲的是大实话。疏散百姓，我已经让谷正伦拟方案了。至于集中船只——谷司令，会后你马上着手，把下关码头的渡船全部征用，再征集民船，越多越好。紫金山和雨花台的防御——唐总司令，你来安排。”
谷正伦在座位上点了点头，唐生智也应了一声。
蒋介石这才站起身来，双手按着桌沿，环顾众人，开始做最后的一锤定音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