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日经指数反弹了百分之八。
那天早上村田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份还带着油墨温度的《日本经济新闻》，头版标题用特大号字体写着“市场急反弹”。他站在陈嘉木的办公桌前，喘得说不出话，把报纸往桌上一摊，食指戳着那个数字，戳了三下，像在确认这不是印刷错误。陈嘉木看了一眼，嗯了一声，继续低头看路透社终端的屏幕。
市场上开始有人说，最坏的时候过去了。电视上的股评家们纷纷换上轻松的表情，用技术性回调、短期震荡、健康的市场修正这类词汇重新组装自己的专业性。那些在黑色星期一当天面色铁青地拒绝了所有采访请求的分析师们，此刻正坐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仿佛他们早就预测到了一切。
一个月后，日经指数收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失地。大藏省的官员在记者会上露出笑容，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次暴跌只是全球性恐慌情绪的短暂波及，与日本无关。
电视上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轴来分析~~从战后复兴到高度增长，日本经济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银座的酒吧重新爆满，老板娘们笑盈盈给客人倒酒。。。。
三个月后，指数回到了暴跌前的水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恐慌被遗忘了，那些在交易所卫生间里呕吐的交易员被遗忘了，那些从华尔街高楼上跳下去的人也被遗忘了。东京的报纸上不再有“崩盘”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V型复苏”和“日本奇迹”。
渡边专务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感激，不是平常那种带着敬语和商务礼仪的感激，而是一个人劫后余生之后打给救命恩人的那种感激。
“陈桑，谢谢你。你那五十亿，让我们撑过了最难的时候。现在那只基金的份额，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二。董事会让我转达~~三菱信托永远记得远洋投资的友谊。”
陈嘉木在电话这头笑了笑。
“渡边专务，恭喜。”
放下电话，他看着窗外的东京。
楼下的街道上，圣诞节的彩灯已经挂起来了。人们裹着大衣匆匆走过，手里提着购物袋。银座的百货店里，挤满了买年货的人。伊势丹的橱窗里摆出了圣诞限定款的蛋糕，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队伍里的年轻女孩们跺着脚哈着白气，脸上是被节日氛围烘出来的红润。
没有人记得三个月前的恐慌了，那场恐慌像一个被所有人同时忘掉的噩梦，醒来之后谁也不想再提，仿佛不提就等于不存在。
但陈嘉木记得。
他记得那天早上，渡边颤抖的手指。他记得村田眼里的恐惧。他记得路透社终端上跳动的数字，像心跳一样，一下一下，敲在神经上。
不是因为他勇敢。
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来。它在海平面以下正在酝酿，它的名字不叫崩盘，叫泡沫。而这个泡沫，会让那些正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们脚下踩着的根本不是地面，是海市蜃楼。
而他，要在风暴到来之前，成为所有人眼里的“朋友”。
1988年1月，东京。
新年刚过，陈嘉木收到一份请柬。是三菱信托的新年酒会，地点在帝国饭店。
帝国饭店的孔雀厅，那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订到的。它的预约排期通常以季度为单位计算，新年酒会的档期更是要提前一年预定。战前这里招待过皇室成员，战后这里见证了无数个财阀重组和银行合并的握手瞬间。墙上挂着的油画里，孔雀展开的尾羽是用金箔一片一片贴上去的，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酒会上，渡边一郎亲自挽着陈嘉木的胳膊，把他介绍给一群银行家、企业家和官僚。
“这位就是远洋投资的陈桑，去年黑色星期一，多亏了他。。。。”
银行家们纷纷递上名片，他们的名片用纸考究，字体烫金，上面印着“代表取缔役”“常务执行役员”“本部长”之类的头衔。企业家们端着酒杯排着队等握手，互相交换名片时的鞠躬角度比平时低了至少五度。每个人都很热情，每个人都想和他握手，每个人都叫他“陈桑”。
“陈桑，听说你对精密机械感兴趣？我们公司最近。。。。”
“远洋投资有没有考虑过参与我们的增资计划？条件可以谈。。。。”
“陈桑，什么时候有空来大阪？我们会长随时都有时间。。。。”
陈嘉木微笑着，一一寒暄。他接过每一张名片都双手捧着低头认真看过，然后仔细收进名片夹里。
酒会结束，他走出帝国饭店的大门。外面下着小雪，雪花不大，细密地从夜空中飘落，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变成彩色的碎屑，东京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一片氤氲的粉红色。
村田撑伞跑过来。
“陈桑，今天收获不小。三菱信托那边说，他们新成立的那只基金，愿意让我们认购百分之三十。”
陈嘉木点点头。
“还有~~”他突然压低声音。
“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托人带话，说想约您吃饭。听说他们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光刻机。新一代的，缺资金。”
陈嘉木的脚步顿了一下，光刻机？
“约吧。”
他想起和熊光明畅谈的那一晚上，“嘉木同志，你知道光刻机吗？就是做芯片用的，把电路图案刻在硅片上的机器。美国人能做，日本人也能做。如果我们想要，他们不会卖给我们~~给多少钱都不卖。但是如果日本人的公司里，有我们的股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988年1月，北京。
熊光明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报告。
是陈嘉木从香港发来的加密文件，翻译成后，整整十二页。他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看到最后一页时，窗外已经黄昏了。
报告的最后，是几行数字，截至1987年12月底，远洋系资产状况如下：
总资产：九十三点七亿美元
负债：十三点二亿美元
净资产：八十点五亿美元
直接持有日本企业股权：五十三家
其中控股（50%以上）：七家
重大影响（20%-50%）：十九家
参股（20%以下）：二十七家
涉及行业：半导体、精密机械、光学仪器、工业机器人、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
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三百二十七套
其中整条生产线：二十三条
关键单机设备：一百八十四台
测试仪器、专利图纸等：一百二十项
已交付使用：二百五十一套
在途或待安装：七十六套
累计技术资料（微缩胶片/图纸）：约四吨
熊光明看到“四吨”那两个字，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四吨。
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有人问他：“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
他说：“凭分析。”
那时候，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分析了，只不过分析的基础，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
但现在，他看着这些数字，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得意，不是满足，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
八十亿美元。
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198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这八十亿美元，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全部藏在海外，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几百个账户、几千份合同里。
这些数字，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因为日本泡沫，快要见顶了。
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然后一路狂泻。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失落的十年”，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
现在是1988年春。距离那个顶点，还有一年半。
该准备离场了。
报告的后面，是陈嘉木的一封信。
“光明同志亲启：
这些数字，我算了三遍。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每一遍都对上了。
五十三家企业。三百多套设备。四吨图纸。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想：这些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正在运往中国，会是什么表情？
但更多时候，我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些东西到了国内，真的能用起来吗？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
前些天，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他说，年轻时去美国留学，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回来就想：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三十年过去了，日本有了。现在他去中国，看见中国的年轻人，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
他还告诉我：“陈桑，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关东军的。”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小时候，他告诉我，中国人是打不垮的。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他没说为什么信了。但我知道。
那种光，叫希望。
嘉木
1988年1月8日夜，于香港
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但领口还是有点大，在办公室里，站得笔直，但目光有些拘谨，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他苦着脸说：“领导，我能力有限，怕做不好。”
熊光明说：“做不好，不怪你。不做，会怪你一辈子。”
陈嘉木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件蓝布中山装，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那个拘谨的中年人，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陈桑”。但有些东西没变，那个点头，那种沉默，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
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那些图纸，那些设备，那些技术，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引进”的，不是“消化吸收”的，是“自己”的。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从并排跑到领先。
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把火种递出去，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
熊光明收回思绪：“小张~”
张秘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只是站在桌前等着，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
“回电。告诉陈嘉木同志，1988年底前，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此后只卖不买。”
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盛宴，该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