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正月，也就是在西夏发动所谓的“八十万大军”围攻兰州惨遭失败之时，北宋的第一才子苏轼的命运齿轮再次被拨动。此时担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被朝廷转任为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在上呈朝廷的谢表里说自己在常州有田产，所以他希望朝廷能让其转任常州，神宗皇帝最终成其所请。
神宗在这个时候调动苏轼并且是将其往京畿之地调动其实有他的个人私心思在里边，那就是他想在自己驾崩前将苏轼这个“政治犯”重新予以重用。不过，苏轼这会儿当然不会知道神宗已经时日无多这个最高的国家绝密消息，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后来时常为此而嗟叹不已。
早在曾巩即将去世前神宗就想起用苏轼，那时候的苏轼早就是天下闻名的文学大师且是最当红的那一个。在神宗看来苏轼外贬了这么多年应该在政治上和个人心性上成熟了很多，这一点从他这些年的诗词中就能得到很明显的体现，为此神宗决定召苏轼回京主修国史。
神宗此举的出发点是好的，可这也确实让身为当朝首相的王珪感觉颜面扫地。修国史这事在有宋一朝那基本上都是宰相的活儿，神宗这样做不就是在赤裸裸地羞辱王珪吗？王珪若论才情确实不如苏轼，可整个大宋三百多年里甚至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又有几个人敢说他能在文学才华上比肩苏轼？况且王珪怎么说也是当年的科考三甲，其排名甚至还压了宋朝另一位文学大师王安石一头，人家也是从翰林学士这个位置上辛苦爬上来的，神宗让苏轼来修国史让王珪情何以堪？除了王珪，宋朝的另一位宰相蔡确在这事上面的处境也是相当尴尬。因此，神宗在御前会议上说出让苏轼来主修国史之后遭到了在场大臣的一片冷遇，王珪和蔡确两位宰相都面露难色但又不好开口驳了皇帝的这个提议。
见此情形，神宗只好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用曾巩来修国史吧！”
遗憾的是，曾巩也负了神宗的这份期待，但这不能怨他，因为病重的曾巩这时候也没多少时日了。转来转去，神宗还是决定起用苏轼并让其先以本官兼知江州，有了这个政治身份之后神宗下一步便可以将苏轼名正言顺地调入京城为官。不曾想，群臣对此都没什么意见，但唯独平日里在皇帝面前最为听话最为懂事的王珪这时候却独立潮头怎么也不肯同意神宗的这个决定。
王珪的理由是苏轼不但思想有问题（铁杆保守派），而且还写诗诅咒过当今皇上。他具体拿出了苏轼的一句诗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王珪说道：“苏轼有句诗是这样说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飞龙本在天上，可苏轼却说自己要去向趴在地上的蛰龙求知，他这难道不是在诅咒陛下吗？”
神宗听到这话不禁一皱眉，说道：“诗人写诗而已，你怎么可以如此过分解读呢？”
眼看神宗没上套，王珪一时语塞。这时候一旁的章惇见王珪这摆明了是要蓄意陷害自己的落难好友便站出来替苏轼说话。他说：“龙这个字又不是只有君王才能专用，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都可以用，而且也可以随便说，为何苏轼就不能呢？”
神宗一拍大腿，说道：“对啊！诸葛亮不是就自号卧龙先生吗？”
皇帝陛下都这样说了，王珪也就此被顶得哑口无言。走出宫门，章惇仍然对王珪之前的行为难以释怀，他对王珪说道：“王相公，你刚才那样说苏轼是想诛他全族吧？”
王珪可不想被人戴这么大一顶臭帽子，他连连摆手，说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御史中丞舒亶说的。”
面对眼前这个一副胆小怕事但又手段阴险的老家伙，章惇“以下犯上”地对当朝首相恶狠狠地回道：“难道舒亶说什么都是对的吗？那他嘴里的唾沫你怎么不也去吃一口啊？”
说完，章惇甩手扬长而去。王珪立在章惇身后吹胡子瞪眼差点没背过气去，可他不管怎样就是坚持反对起用苏轼。神宗于是稍微让了一步，他不让苏轼做江州知州，而是让其主管江州的太平观，但王珪还是不同意。总之，他反对的就是激活苏轼的政治生命，神宗无奈之下只得妥协。苏轼仍然是团练副使，但却从湖北被迁移到了河南的汝州，于是这就有了上面的苏轼奏请前往常州任职的事。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将是北宋历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广为流传的千古佳话。
这一年的苏轼已经是四十七岁了，他在接到朝廷同意其转任常州的诏命后便欢欢喜喜地启程赴任，相比黄州，地处江南的常州无疑更受这位大才子的青睐。不过别急，苏轼这一路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纵情地游山玩水和走亲访友。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罪官”的身份，可相比此时落魄不已且正在被贬之地接受朝廷严加监管的另一位宋朝绝世才子沈括，苏轼的待遇可就称得上是天堂级别的享受。
苏轼这一路上首先要去见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好弟弟苏辙，两年前因为乌台诗案而受到苏轼牵连并被贬官的苏辙曾经特意到黄州来看望自己的兄长，苏轼这次也算是对弟弟的一次回访。
此外，苏轼这一路上还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政治死敌，更是十年前导致他外贬的直接责任人，但这人在乌台诗案定罪的决定性时刻曾紧急动用神宗皇帝给他的“特奏”之权请求神宗对苏轼网开一面。
抛开政治层面的恩怨不说，此人在文学、佛学和经学上面更是实打实的一代宗师，在苏轼之前此人才是整个大宋帝国在文学领域上的天之骄子。更让宋朝的这些儒林学子们感到心生艳羡但又望尘莫及的是，此人在政治领域攀登到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顶点，在他春风得意之时整个帝国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都对他几乎言听计从。
所有这些曾经的辉煌都已是昨日落花，此人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宋朝老百姓，每天要么就是在自家的宅院里参禅悟道或舞弄笔墨，要么就是在一个老仆的陪同下坐着一头毛驴在周遭的山林湖水间四处悠悠闲逛，渴了饿了就是一张烧饼配上一壶老酒以慰口腹之欲。可是，这个面容清瘦甚至有时显得有些憔悴且白发苍苍的普通百姓同时又是那么的不普通，他此时的头衔是大宋王朝的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而且他还有皇帝特许的“特事特奏”之权。此人姓王，名安石，这一年辞官已近八年的他六十三岁。
北宋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宰相数不尽数，但像王安石这样的致仕宰相却是三百年里的独一份。他退隐之后就彻底地不再过问国事，他也没有在远离皇帝的安乐窝里培植宗族和亲信势力，他明明可以轻易地拥有享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荣华富贵却毅然选择在清净淡雅的山水浮萍中安度余生，而且他更没有利用自己朝廷元老身份和影响力制造过任何的社会舆论和声势，哪怕是他辛苦建立的新法在神宗死后开始摇摇欲坠之时。
从八年前离开京城并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王安石的生命似乎就和从前的一切都割裂开了，他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完成了由权力之巅回归于泽野乡田的身份和环境转变。从这一刻起，他试图让自己超脱凡尘，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和功败垂成从此都将与他毫无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眼里都只是镜像的幻觉效应。
只是，当某些个他独自凝神远望的时刻到来时，人们还是很容易地能够看见他脸上的那一份无以言说的沧桑和忧郁。那是他在为西北前线的宋军将士默默祝捷，那是他在为自己的皇帝陛下的健康而祈福，那更是他在深切怀念自己的那个才华横溢但又英年早逝的爱子。
从辞去江宁知府从而彻底脱离政治的那一天算起，王安石随后又度过了将近九年的岁月。在生命的最后九年时间里，王安石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沉心研究佛学并借此参悟生死和天地自然法则。
我们每个人来这人间走一趟都很不容易，可王安石想必是没什么遗憾的。他曾经光芒万丈，仅这一点就是无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成的成就，他已看遍这世间的所有风景，如今他只想看这世间最平凡的细水流长。也正因如此，元丰西征失败后他一句话没说，永乐城破时他也还是一言不发，他的亲弟弟王安国因言行不当而被除名官籍时他还是沉默不语，可当听闻苏轼因为几首诗词而即将人头不保时他的手却止不住地开始抖动了。
我们这里不想说什么正是因为王安石的一句话而救了苏轼一命这种大话，但毫无疑问的是苏轼在得知此事后定然为自己的这位文学前辈的所为给感动了，甚至是被震撼了，这也正是他决定要去拜会王安石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历史上也有说法是王安石主动通过自己的好友王胜之以书信邀请苏轼来金陵一会。不管怎样，当得知苏轼确定要来拜会自己时，此时刚刚大病初愈的王安石喜不自禁。
说到王安石的这场病重，远在开封的神宗也是牵挂不已，他不但命御医前往金陵去给王安石诊治，而且还特意命此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蔡卞（蔡京的亲弟弟）去探视自己的老岳父，神宗为此还特意给了蔡卞一个月的探亲假。病情好转之后，王安石向神宗申请将自己居住的半山园捐出以建佛寺并请神宗为佛寺赐名，神宗亲自手书“保宁禅院”四个大字作为佛寺的匾额。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苏轼乘坐一艘小船翩翩而至。
这一天，王安石骑上自己的那头毛驴亲自到江边去等候苏轼的大驾光临，与王安石一道而来的还有王安石的弟弟、此时刚刚从京城被外贬到金陵担任江宁知府的王安礼。王安礼被贬是因为他被御史张汝贤弹劾曾经在湖州和润州为官时与歌妓厮混并让其参与政务，于是王安礼以照顾生病的兄长为由请求外任江宁府，神宗就此让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知江宁府。
苏轼未曾想到自己竟然会得到如此超高规格的礼遇，更没想到大病初愈的王安石竟会亲自前来迎接自己，从船舱走出的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戴就匆忙整理自己的衣襟快步登岸，然后他躬身行礼对王安石笑道：“东坡斗胆，今日竟以野服朝见大丞相！”
王安石也欣然笑道：“此言差矣！你我岂是拘于礼法之辈！”
二人就此相逢一笑泯恩仇！
寒暄完毕，二人携手而行，王安石随后便将苏轼安置在了自己的宅院之中。此后的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二人几乎整日相伴，或是茗茶饮酒吟诗作对，或是促膝相对谈佛说道，抑或是外出游览畅游山川。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文学、佛学和经学上面二人却是无话不谈且相谈甚欢。
某天苏轼同王胜之一同游览蒋山，归来后苏轼写下了《同王胜之游蒋山》，其诗有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好山无十里，遗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夹路苍髯古，迎人翠麓偏。龙腰蟠故国，鸟爪寄层巅。竹杪飞华屋，松根泫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彴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游得何等舒畅，一直留连到月现云霄。
写完之后，他立即拿给王安石阅览。王安石随后和诗一首以对，诗曰：金陵限南北，形势岂其然。楚役六千里，陈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风月自觥船。主送悲凉岸，妃埋想故莲。台倾凤久去，城踞虎争偏。司马壖庙域，独龙塔层巅。森疎五愿木，蹇浅一人泉。棁杖穷诸岭，篮舆罢半天。朱门园绿水，碧瓦第青烟。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
落笔之际，王安石犹自言道：“子瞻的这一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真乃绝笔之句！妙哉！”
苏轼同样在此期间和了王安石的诗作《北山》，其诗有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看完之后连连叫好，随即他和诗以对，这便是如今流传下来的《次荆公韵四绝》。
其一：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其二：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其三：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其四：甲第非真有，闲花亦偶栽。聊为清净供，却对道人开。
从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和王安石在此期间其相处的融洽程度堪比知音至交，而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向神宗请求在金陵赏赐给他几亩薄田和宅地以在此永久居住。苏轼倒是想答应，可这种厚着脸皮求赏赐的事他却做不出来，更何况此时的苏轼还远未到就此养老的年岁。他倒是羡慕王安石如今的这种生活，可他心中却不想从此向命运臣服，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还大有可为。
一段时日相处下来，王安石对苏轼的学识和才情是由衷地钦佩和赞誉。他在苏轼离开之后曾经向身边的人不禁感叹道：“像苏轼这样的人不知道要等几百年之后才会再次出世啊！”
转眼间就到了中秋月圆之夜，这一天王安石和苏轼乘船夜游秦淮河共赏中秋圆月，这一段美好的记忆在二人此后的余生里都久久浮现。可正如苏轼所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赴任的期限就要到了，王安石尽管不舍但却只能亲自相送，而这一别竟成了双方的永别。
二人依依惜别之后，苏轼在赴任途中再又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书信以叙离别之后的挂念之情，而王安石在回信中的一句劝苏轼一路舟车劳顿切要保重身体的“跋涉自爱”更是让苏轼这个性情中人当场为之而动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