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流。张德明微微侧头，示意陈嘉伟看向门口。
“从我们进来到现在，二十分钟了，进店的客人算上我们只有三组。
一组是中东面孔的夫妇，买了一枚戒指就走了；一组是法国本地老太太，只看不买；还有就是我们。
一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顶级珠宝品牌总店，二十分钟只有三组客人，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陈嘉伟想了想，脸色微变：“说明……生意不好？”
不是不好，是很不好。张德明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你要知道，这可是和平街23号，全巴黎最黄金的地段之一。
这么好的位置，这么低的客流，要么是品牌吸引力出了问题，要么是价格把人吓跑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价签，一枚普通的黄金Love手镯标价将近两万法郎，这对1983年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他在一个陈列着tank腕表的展柜前停了下来，透过玻璃仔细端详着那枚经典的方形表盘腕表，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卡地亚的产品确实好，设计经典，工艺精湛，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好产品不等于好生意。
东西再好，卖不出去，库存压在手里，资金转不起来，一样是死局。”
从卡地亚总店出来后，张德明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带着陈嘉伟在和平街上走了一圈，又拐到了旁边旺多姆广场转了转。
一路上，他不停地观察着周边的奢侈品店铺——宝格丽、梵克雅宝、伯爵……每进一家店，他都会用同样的方式观察客流、记录价格、分析陈列策略。
张总，我们今天跑了这么多店，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陈嘉伟在回酒店的路上终于忍不住问道。
张德明靠在出租车后座上，闭着眼睛，似乎在整理脑中的信息。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欧洲的奢侈品行业，现在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老牌子在吃老本，新牌子还没起来，消费者的口味在变，但这些百年老店还没反应过来。
卡地亚是其中最有潜力的一个，但也是问题最多的一个。”
他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如刀：“卡努伊把卡地亚从碎片中拼回来了，这是他的功劳。
但他拼回来之后怎么办？他没有想清楚。
现在的卡地亚，就像一辆修好的老爷车，看起来漂亮，但发动机还是老的，跑不快。
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全新的发动机——资金、渠道、营销模式，这些恰恰是我们有的。”
所以杨总的选择是对的。陈嘉伟喃喃道。
“但选择对了不代表路就好走。卡地亚这块骨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硬。
接下来几天，我要去见几个人，摸一摸卡努伊的底。
嘉伟，你负责把今天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整理成报告，越详细越好，尤其是价格和客流数据，我要具体的数字，不要模糊的描述。”
明白。陈嘉伟郑重点头。
出租车在酒店门前停下，张德明推门下车，抬头望了一眼巴黎傍晚的天空。
夕阳将塞纳河染成了一片金红，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在暮色中缓缓亮起了灯光。
接下来几天，张德明没有再出现在卡地亚的门店里，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人脉关系上。
在巴黎这个圈子里，信息往往比黄金更值钱。
年报上的数字可以粉饰，新闻报道可以公关，但圈子里口口相传的那些东西，往往才是最接近真相的。
他第一个见的人，叫皮埃尔·杜邦，不是那个化工巨头的杜邦，而是一个在巴黎银行业混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
此人在法国兴业银行做过高级副总裁，后来自己出来开了家小型财务顾问公司，专门给中东和亚洲的富豪提供在欧洲投资的咨询服务。
张德明十年前在江岛的一场酒会上与他结识，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约见的地方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环境清幽，适合说些不能被第三个人听到的话。
杜邦比张德明大五岁，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海军式双排扣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块百达翡丽的calatrava，看起来体面而考究。
见到张德明，他热情地迎了上来，双手拥抱，在脸颊两侧各贴了一下，这是法国人标准的问候方式。
德明！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在香港吧？杜邦笑呵呵地拉开椅子坐下。
八年了。张德明微笑着回应。
“上次在香港是你请我吃的饭，今天换我做东。”
哈哈，那你可亏了，巴黎的物价可比香港贵多了。杜邦开玩笑道，随后招手让侍者开了一瓶波尔多红酒。
两人寒暄了几句，聊了聊彼此的近况。
杜邦说他最近刚帮一个沙特客户在蔚蓝海岸买了一套别墅，赚了一笔可观的佣金。
张德明则说自己现在在帮一个香港的年轻企业家做欧洲市场的考察。
年轻企业家？杜邦挑了挑眉。
“有多年轻？”
很年轻。张德明含糊地带过，然后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引向了正题。
“对了，皮埃尔，我这次来巴黎，其实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卡地亚。你怎么看这个品牌现在的状况？”
杜邦正端着酒杯往嘴里送，听到卡地亚三个字，手微微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抿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眼神变得玩味起来：
“卡地亚？你怎么突然对卡地亚感兴趣了？”
随便问问。张德明耸了耸肩。
“客户可能有意向在欧洲投资一些奢侈品牌，卡地亚是选项之一。我想先听听你这个本地通的意见。”
杜邦沉默了几秒，用手指轻轻转动着酒杯，似乎在斟酌该怎么开口。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
“德明，既然你是老朋友，我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但有些话，出了这张桌子，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当然。”
杜邦点了点头，沉声道：“卡地亚现在的情况，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外强中干。
表面上你看它的门店还是那么气派，橱窗还是那么漂亮，产品还是那么精致，但内里已经快被掏空了。”
怎么说？张德明追问。
杜邦竖起一根手指。
“卡地亚最缺的就是钱。约瑟夫·卡努伊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吧？”
“知道一些。”
卡努伊是个有魄力的人，这一点我承认。
他在七十年代把四分五裂的卡地亚重新拼了回来，光凭这一点，在法国商界就够他吹一辈子的。
但问题是，他拼回来靠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借来的钱。杜邦的语气变得有些不屑。
“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引入私募，能用的杠杆他全用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里昂信贷银行工作，他跟我透露过，卡地亚目前的银行贷款总额大概在四到五亿法郎左右，每年的利息负担就将近四千万法郎。
你知道卡地亚去年的净利润是多少吗？”
张德明摇了摇头。
不到两千万法郎。杜邦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也就是说，卡地亚一年辛辛苦苦赚的钱，连利息都覆盖不了。
这还不算债券的利息和运营成本。
你觉得这样的财务状况，能撑多久？”
张德明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他握着酒杯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
四到五亿法郎的银行贷款，这个数字比他预想的还要大。
那卡努伊有没有在找新的投资人？张德明问道。
杜邦苦笑了一下：“他何止是在找，简直是四处求人。
去年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亲眼看到卡努伊跟好几个美国投资人套近乎，那个姿态，怎么说呢……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百年品牌的掌舵人，倒像是一个到处找钱的创业者。
不过话说回来，他也确实不容易，背着这么大的债务包袱，换谁都得低头。”
张德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又问：“那卡地亚的股东结构你现在了解多少？哪些人手里有股权，股权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杜邦摇了摇头：“这个我不掌握具体的数字，卡地亚不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不公开。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格局，卡努伊本人和他背后的投资集团大概持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股份，剩下的分散在一些小股东和家族后人手里。
那些家族后人虽然股份不多，但话语权不小，毕竟卡地亚是他们的祖业，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他们的同意。
这也是卡努伊头疼的地方，他想引入外部投资，但那些家族后人未必愿意稀释自己的股份。”
家族后人里有没有比较强势的？张德明追问。
杜邦想了想，回答道：“有一个，叫玛丽-路易丝·卡地亚，是路易·卡地亚的孙女，七十多岁了，据说性格非常固执。
她手里大概有百分之八到十的股份，虽然不多，但她是卡地亚家族精神上的旗帜。
如果她反对的事情，其他小股东基本上会跟着她走。
上一次卡努伊想把伦敦的一处物业出售套现，就是被她一票否决的。”
张德明默默地将这些信息记在脑子里，又和杜邦聊了些其他话题。
临别时，杜邦拍了拍张德明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德明，如果你那个客户真的想投卡地亚，记住一点——卡努伊是商人，用商人的方式跟他谈就行。
但那些家族后人是另一种动物，他们不讲利益，只讲感情。想搞定他们，光有钱不够。”
张德明笑了笑：“谢了，皮埃尔。这顿饭记我账上。”
那可不行，说好了你请客的。杜邦哈哈大笑。
第二个人，是张德明在去餐厅的路上就联系好的，让-吕克·莫里耶，法国奢侈品行业的资深记者。
在《费加罗报》和《观点》杂志都做过专栏撰稿人，后来自己办了一份专门报道奢侈品行业的内部通讯，订阅者大多是业内人士和投资人。
这份通讯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在圈子里口碑极好，因为莫里耶的消息来源非常广，而且敢说真话。
和张德明见面的地方不在餐厅，而是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一家小酒馆。
莫里耶是个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形象——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亚麻衬衫，袖口卷到手肘，指间夹着一根永远点不完的Gauloises香烟。
如果不是事先认识，张德明绝对会把这家伙当成街边的流浪汉。
德明，你还是老样子，一丝不苟。莫里耶看到张德明笔挺的西装，笑着调侃了一句，然后给自己点了一杯啤酒。
你也是老样子，永远像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记者。张德明回敬道。
两人相视一笑。
寒暄过后，张德明直奔主题：“让-吕克，我想跟你聊聊卡地亚。”
莫里耶点烟的手顿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张德明一眼：
“又是卡地亚？你们这些从亚洲来的人，怎么都对卡地亚感兴趣？上个月还有一个日本的财团找我打听呢。”
日本财团？张德明心中一动。
“哪家？”
莫里耶摆了摆手：“这个我不能说，职业操守。
但你放心，那个日本人的级别不高，应该只是初步了解，没到实质性的阶段。”
张德明将这个信息默默记下，继续问道：“那你自己怎么看卡地亚？
你在这个行业泡了这么多年，肯定比外人看得清楚。”
莫里耶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一个烟圈，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像是在组织语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语气和杜邦的截然不同——杜邦是从财务角度看问题，而莫里耶是从行业角度看问题。
“德明，你知道法国的奢侈品行业现在正处在什么阶段吗？”
“说说看。”
旧秩序在崩塌，新秩序还没建立。莫里耶的语气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悲观和清醒。
“二战以后到六十年代，法国的奢侈品行业是靠’老客户’撑着的——欧洲的贵族、美国的富豪、中东的皇室，这些人一代一代地买同一个品牌，忠诚度高得吓人。
但到了七十年代，这批老客户开始凋零了，他们的下一代对爷爷奶奶喜欢的那些珠宝不太感冒，更愿意去买牛仔裤和摇滚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