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如邵维鼎所料。
当鼎峰集团“希望基金”的初步方案送到新华社港岛分社时，分社长刘建国拿着那份文件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
他做了二十年新闻工作，从基层记者干到分社社长，什么样的消息没见过。
但这份文件上的数字，还是让他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反复了好几回。
一千所小学。
几百栋教学楼。
全部由鼎峰集团和邵氏集团出资，以邵毅夫先生的名义捐建。
资金通过“希望基金”进行管理，不附带任何商业条件，唯一的要求是每栋教学楼落成时挂上“逸夫楼”三个字。
当天晚上，刘建国亲自起草了一封加急电报，直接发往新华社总社。
电报里没有官样文章的套话，开门见山就是三个数字：学校数量、预计投入金额、惠及学生人数。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标注了“经核实”三个字。
新华社社长付卫兵收到电报的时候正在开编务会。
他低头看了一眼电文，然后抬起头，对正在汇报工作的编辑部主任说了句：“你先停一下。”
语气平静，但微微发抖的手臂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震动。
当下的山区因为教育资源的缺乏，他作为新华社社长不会不清楚。
如果这个希望基金能够持续运营，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极大的改善。
更别提，鼎峰基金的惠及医疗方面的援助。
编务会中断了十五分钟。
付卫兵几乎是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刘建国的专线电话。
电话接通，他没有任何寒暄：“你说的是真的？邵先生真要花这么多钱为乡村山区的孩子建学校？”
刘建国的声音从港岛跨海传来，激动道：“社长，我当时听说的时候也跟您一样。但这件事千真万确。”
他把鼎峰集团和港岛演艺协会正在筹备的全明星慈善合唱、《明天会更好》的录制计划、以及联合国国际慈善年的背景简单说了一遍。
“邵先生的意思是，这么大型的活动，不能缺少内地的身影。他希望国内可以为受邀歌手提供出境演出的审批便利。”
“这次歌曲录制和唱片销售的全部所得，除了一部分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用于非洲饥荒援助，剩余的大部分将注入希望基金和鼎峰基金，用于两岸三地的教育医疗事业。”
付卫兵沉默了几秒钟，斩钉截铁道：“我立刻向领导汇报。不就是出国唱首歌吗？哪里来的那么多门道。这是好事，大好事。说什么也得办成。”
挂掉电话之后，付卫兵连夜起草了一份报告。
他没有走常规的逐级上报流程，而是直接动用了社长专报的渠道，把报告送到了海子里。
新华社的专报，在这个年代的分量，圈内人都清楚。
它不是常规的信息报送，而是新华社利用自己直达高层的特殊通道，就重大紧急事项进行直接汇报的机制。
付卫兵在新华社干了快二十年，动用这个渠道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这一次，他觉得值。
报告送进去的第二天，海子里就热闹起来了。
最初的声音是谨慎的。
有人觉得和湾岛明星同台演出不合规矩，不能因为一次慈善活动就破了先例。
说这话的人语气倒不算强硬，更像是在例行公事地表达一种程序上的顾虑，毕竟组织者就算是邵维鼎，程序上的事情也要有人提一句。
但这个声音刚一冒头，就被各个系统的人压了回去。
中汽的负责人饶兵是第一个开口的。
他说话的方式和他的工作作风一样直接：“中国现在的汽车零配件产业链，就是在邵先生的帮助下从零开始建起来的。从紧固件到密封件，从弹簧到轴承，门类越来越齐全，质量正在追赶国际水平。邵先生为国为民做了这么多实事，现在他要做慈善，要帮山区的孩子建学校，我们怎么能因为一些陈规旧条就反对？”
工业部的人接得很快。
他们没有饶兵那么激昂，但数据摆出来更有力量：“鼎峰投资的制药厂，维生素c和维生素b的产能已经是世界第一。燕京、尚海、东北的各大制药厂都受益于和鼎峰的技术合作，出口创汇翻了两番。邵先生在内地的投资布局，从来都是实打实的产业项目，不是投机热钱。这样的企业家，几十年未必出一个。”
广东方面的表态来得最干脆。
广东总督的秘书只传了一句话回来：“中国本是一家。现在中英联合声明都要签了，还要因为港岛人、湾岛人和内地人的身份限制艺人出境演出？这不合理。”
话说得直，直得让有异议的人都不敢冒头。
但真正让这件事尘埃落定的，是教育部的发言。
“各位，”教育部的代表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调研报告，“我这里有几个数字。”
“去年全国农村小学的危房面积，超过两千万平方米。什么叫危房？就是墙上有裂缝、屋顶会漏雨、大风天学生不敢坐在教室里上课的那种房子。”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孩子们坐的是泥台子当课桌，烂凳子都不够用，几个人挤在一块木板上听课。这些学校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的山沟沟里，有些地方连公路都不通。”
他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各位，八十年代是集中精力搞工业、搞经济的时代，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教育资源有限，首先要保证城市、保证重点、保证大学。这不怪谁，这是国情。但那些山里的孩子，他们等不起。”
他放下报告，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着的情绪：“现在邵维鼎先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为这些孩子建学校、建教学楼，而且是没有任何商业条件的纯捐赠。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之前提出程序顾虑的那个声音没有再响起。
散会的时候，有人在走廊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邵维鼎，到底是个生意人还是个教育家？”
旁边的人想了想，回答得很认真：“他可能两者都是。但更重要的是，邵先生是真的在认真做事。”
这句话，被立刻在上层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