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拐进包克图地界的时候，天色正是一天里最暧昧的时辰。
太阳不阴不阳地挂在西半天，像块烧乏了的蜂窝煤，光不是洒下来的，是漏下来的，有一搭没一搭地照在这片灰扑扑的土地上。
路牌上写着“昆都脑包村”，蒙古语里大约是“山脚下的林子”的意思，可眼下这地方，山是秃的，林子是不见的，只有风，从豁口里灌进来，呼呼地，裹着细碎的、呛嗓子的尘灰。
李乐把车窗摇上去半截，那灰还是顺着缝往里钻，附着在仪表盘上，像一层薄薄的、洗不掉的旧时光。
他皱着眉，看窗外。
这哪像个省级工业园区，倒像战场上刚撤下来的阵地。
路是坑坑洼洼的，柏油的残骸东一块西一块，露出底下发白的路基。两边的路牙石没几块是完整的，缺了角，崩了边，像一排烂牙。人行道上的道板砖翘的翘，碎的碎，踩上去“咯吱”乱响，底下冒出一股陈年的土腥味。
绿化？不能说完全没有。
隔几步便有一棵树，可说是树，不如说是些灰突突的杆子，枝桠上挑着的叶子灰蒙蒙地垂着，看不出本来的绿，倒像是谁从灰堆里刨出来插在那儿的。树枝上挂着些塑料袋和布条子，风一过，哗啦啦地响，比叶子还精神些。
厂房倒是不少，一栋挨着一栋，高高低低，但都一个模样，灰扑扑的。
墙体是褪了色的水泥灰，或者贴着早已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污渍斑斑的瓷砖。
窗户玻璃没有一块是透亮的，全都糊着一层均匀的、厚厚的灰土，大概从装上的那天起就没擦过，透不出半点光，像一只只闭着的、疲倦的眼。有些窗户都没了，也没人管，拿块脏兮兮的塑料布或者硬纸板胡乱堵着。
偶尔有几根高高的烟囱竖着，也不冒烟，就那么沉默地杵着，顶端也是一片污黑。
路上车不多，但每一辆都堪称“巨无霸”，前四后八的重型卡车，装着盖了苦布、但仍不断往下簌簌落着灰黑、灰黄粉末的货物，呼啸而过时，卷起的尘土像一条条黄龙，久久不散。
这些车开得也野，不管不顾，李乐他们的车不得不一次次减速避让，车窗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细灰。
李乐把车窗摇下来，那风猛地灌进来，带着一股子铁锈、机油和某种说不清的化学气味。他往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地便和灰搅在一起，成了个泥点子。
“这片咋这多灰？”李乐盯着窗外，眉头拧成个疙瘩，“万安的矿区和这一比就是生态园。”
包贵开着车，目光在前方一辆歪歪扭扭、沿路掉渣的货车和坑洼路面之间来回，闻言也不转头，只是拿下巴朝路边一块歪斜的牌子努了努，那牌子上白底红字，写着“包克图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另一块更具体的蓝牌子则是“稀土新材料深加工产业园”。牌子的蓝底也快被灰尘糊成了灰底。
“稀土深加工产业园，喏，看见没？土嘛，晒干了是灰，掺了水是泥。这玩意儿就这德行。”
包贵接着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无奈，“一天天，大车拉，小车拖，进进出出的，都是稀土矿，还有各种酸啊碱啊的化工料。一年到头，没个干净时候。再加上这儿，别的不多，就风多，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这风一起，好家伙，跟黄风岭似的，刮得你找不着北。”
看着窗外这毫无生气、灰头土脸的景象，李乐眉头越皱越紧。
这省级的工业园区，在他眼里，竟比不过南边一些乡镇的产业园。南边的园子，好歹有规矩，有样子，有股子热气腾腾的劲儿。眼前这地方，从头到脚，一股子被榨干了最后一点活力、只剩残骸在风中腐朽的破败感。然，除了那些横冲直撞、沿路掉渣、犹如腾云驾雾般的大货车。
车子在灰尘和坑洼中左拐右拐，终于开到了一处有着鲜明七八十年代风格的工厂大门前。
中间两扇对开的大铁门紧闭着，锈迹斑斑，旁边各有一扇小门。门柱的水泥剥落，露出里面的钢筋。
大门上方，用铁皮焊了几个大字，“新山稀土加工厂”，红漆早已斑驳褪色，铁皮也锈蚀得厉害。大门两边的砖砌影壁上，还残留着白底红字的标语，左边是“深化改革”，右边是“搞活企业”，字迹模糊，但骨架还在，透着一种时空错置的滑稽与苍凉。
透过大门，能看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通向厂区深处，路两边是些老旧的厂房，红砖灰砖的，大铁门的门板上生着锈，像乌龟壳。墙上的落水管断了好几截，在墙上留下一道道深色的水渍。
远处，能看到用来堆料的彩钢瓦大棚，棚顶的彩钢板破了好几个洞，像被烟头烫过似的。
门前的水泥空场开裂严重，缝隙里长着顽强的杂草。
包贵摁了半天喇叭，那铁门纹丝不动，只有回声在空旷的厂区里荡了荡。他骂了句脏话，推门下车。
李乐也跟着，脚一落地，便扬起一小片灰，扑在鞋面上，立刻蒙了一层灰。
走到传达室，小门半开着，里面一股热烘烘的、混合着汗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涌出来。
李乐探头往里瞧。屋里很暗，只有一顶吊扇在慢悠悠地转着，扇叶上的灰积得老厚，转起来像一架老旧的螺旋桨。
一张铺着玻璃板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发黄的报纸和表格。桌子后面是张竹躺椅，上面躺着个瘦巴巴的老头，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白背心和一条卷到膝盖的深蓝短裤，脚上的塑料拖鞋脱了一只，搁在椅子扶手上。
风扇的风吹着他稀疏的头发一飘一飘的，睡得正香，呼噜声时断时续，像一台快报废的发动机，还挺抑扬顿挫的。
包贵进门，拿指头敲了敲桌面。
老头没动，呼噜声却停了。过了几秒，才慢悠悠地睁开眼，眼屎糊着眼角，看人的目光涣散又茫然，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他砸吧砸吧嘴，用那种被吵醒后特有的、带着点不耐烦的沙哑嗓子问，“干嘛滴？”
“找人。”包贵说。
“找谁？”老头也不起身，就那么歪着头，上上下下打量包贵，又越过他看门口的李乐。
“你们谢总。”包贵说。
“谢总？”老头皱了皱眉，那眉头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结，像是在使劲回忆这个称呼对应的面孔，“哪个谢总？”
“谢广坤。”包贵把名字说得很清楚。
“哦，老谢啊。”老头的表情松下来，换上一副了然的样子，又看了看包贵，“你们干嘛滴？要钱的？”
包贵被这话噎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但还是耐着性子说，“不要钱，来这边进点货。”
老头这才“哦”了一声，慢吞吞地撑着躺椅扶手坐起来，动作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他趿拉上那只拖鞋，走到桌前，拿起那部老式电话，拨了几个号，等了一会儿，便扯着嗓子喊，“那谁，老谢！有人来找你！谈进货的！”那头说了句什么，老头又扭头，冲包贵努努嘴。“你们哪儿的？”
“呼市过来的！”
老头便对着话筒喊了一遍，“人呼市过来的。嗯，嗯，知道了。”挂了电话，他又慢悠悠地踱回躺椅边，一屁股坐下去，躺椅发出一声抽筋般的“吱呀”。抬手，指了指桌上一个硬壳本子，那本子的边角已经卷起，封面晒得发白，像一块风干的腊肉：“那边有登记表，签个字，留个电话。”
包贵一指门外，“我车还在外面呢！开门啊！”
老头往墙上一指，那里挂着几把钥匙，用铁丝串着，“墙上挂着钥匙，自己开门。进来锁上，把钥匙放回去就行。”
包贵一瞪眼：“嘿！我说你这老头，你是看大门的么？就这么看？”
老头眼皮一翻，嘴一撇，“我不看，你看？来，你躺这儿，我回家睡去！”
眼看包贵要发火，李乐一拉他胳膊，“行了，跟门卫较什么劲，自己开就自己开。”
包贵这才“哼”了一声，从墙上扯下钥匙，去开大铁门。
李乐拿起那本登记本。封面晒得发白，里页的边角已经卷起，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他翻到第一页，最近的记录是去年六月份的，来人单位写的是“环保局”，事由栏里填了“检查”。
再往前翻，间隔越来越长，字迹也越来越潦草。李乐拿起桌上那支圆珠笔，笔帽裂了，用胶布缠着，在最新一页上写下了自己和包贵的名字。心里琢磨，这玩意儿，估计也就是摆个样子，糊弄糊弄上头检查的。
车子开进门，停在办公楼前一块用白漆划了线的水泥坪上。说是停车场，其实也就是楼前一块空地，线早就模糊了，不仔细看都瞧不出来。停着两三辆落满灰的旧车。
李乐下了车，抬头看这栋楼。
四层，砖混结构，外墙是那种水洗石的，中间夹着几种回形纹的马赛克。
窗户倒是不少，但大多关着，窗帘也拉着，铁框油着红漆，零零散散挂着几个窗机，有外机的，也锈得不成样子。楼顶上竖着几个铁架子，大概是以前挂标语或者旗杆用的，如今光秃秃的，只剩几根锈蚀的角铁戳着天。
包贵也下了车，站在李乐身边，仰头看着这栋楼，叹了口气。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新山？”李乐问。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这景象，比他从包贵之前含糊其辞的描述中想象的，还要破败十倍。
包贵也是一脸晦气，“可不就是？我特么就是被忽悠瘸了，才接了这么个烂摊子。走，上去吧，三楼，找谢广坤，看他狗日的到底在干嘛！”
“可不。”包贵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是遗憾，又像是自嘲，“就我说的，被忽悠了的那个厂子。”他收回目光，朝楼门走去，“走吧，上去，找找谢广坤，看他干嘛呢。”
两人进了办公楼。
推开厚重的弹簧木门，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过去某个时代特有的、顽固地留存于某些角落的气味，陈年的灰尘、受潮的报纸、劣质茶叶、廉价香烟、油墨、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混合在一起，沉淀在每一寸空气里。不刺鼻，但很厚重，像一件穿久了洗不掉的旧外套，带着时间沉淀下来的、特有的安稳与沉闷。
地面是水磨石的，灰白色底子，嵌着铜条，拼出些简单的几何图案。
铜条被磨得发亮，石子的纹理也模糊了，只有脚踩上去时那种冰凉、光滑又略带着涩感的触觉，提醒着你它的年岁。
楼梯的扶手是木头的，刷着暗红色的漆，漆皮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木质。栏杆是铸铁的，铸着些简单的花纹，也被磨得光滑。楼梯的踏步是水泥的，边缘镶着铜条防滑，中间已经磨得凹下去，颜色也深了许多。
墙裙刷着绿色的漆，那种七八十年代机关、工厂里最常见的、带着一点灰调的军绿。漆面有些地方起泡了，有些地方被磕掉一块，露出底下的灰泥。
墙裙上面是白墙，白得发旧，发黄，像一张放了太久的纸。墙上挂着些镜框，里面是镶了边的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条例，玻璃面上蒙着灰，字迹也模糊了。每隔几步就有一块宣传栏，贴着红纸写的通知，或者用图钉按着的报表，纸张卷着边，图钉生了锈。
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嵌在天花板里，隔一盏亮一盏，光线便有些不均匀，明一段暗一段的。地上隔不远就放着一个痰盂，白瓷的，边沿磕出了豁口，里面铺着半湿的锯末。
靠墙摆着些长条椅，木头的，漆面斑驳，像一排沉默的、退了休的老职工。
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偶尔有一两声男人的咳嗽，闷闷的，从某扇紧闭的门后传出来，像石头扔进深井。又有一阵女人的笑声，很短促，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然后又是更长久的寂静。
两人上了三楼。走廊更安静了，日光灯坏得也更多。
两边办公室的门大多关着，门上的牌子是白底红漆的木头牌，写着“财务科”、“供销科”、“生产调度室”……字是手写的，有楷书，有行书，风格不一，但都透着一股子认真劲儿。
牌子用两颗图钉钉在门上，有的歪了，有的翘起一角。走廊尽头，在“工会”隔壁，挂着一块稍大的牌子，“总经理办公室”。
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打电话。
“…王老板，你再宽限两天，就两天！货肯定给你，我老谢说话算话！……不是压你价，是真有困难！……多少一吨？哎呦，这个价真的做不来啊……我知道欠着，你放心，下礼拜，下礼拜一定！……哎呀，你先给货，钱……钱还得等几天，等贷款下来，第一时间给你结.....”
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太空旷，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像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一个一个，闷闷地炸开。那语气里有商量，有试探，也有一点不易察觉的、被逼到墙角的无奈。
李乐本想等电话打完再进去。包贵没那个耐心，他走到门前，抬脚，也没多大力气，那扇虚掩的门便“砰”地一声撞在墙上，弹回来，又晃了两晃。他迈步进去，嗓门敞开了喊，“老谢，你特么的.....”
“啊！”办公桌后面那人显然被吓了一跳，手里的电话差点掉了。他迅速对着话筒说了句“先这样”，便挂了，抬起头，脸上是那种被人从沉思里突然拽出来、还来不及调整表情的错愕。
“诶，包、包总？你咋来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