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放,第三题你上来做。”
马素芬手里头那半截粉笔冲我一指。黑板上是一个二次函数,抛物线画了一半,她画的时候手抖,那条弧线中间凹进去一块。
我站起来,走上去,接过粉笔。
“开口向下。”我说,“a小于零。”
“对称轴呢。”
“x等于二。”
“咋来的。”
“它跟x轴交在零和四。”我把粉笔搁回槽里,“中间那个就是。”
马素芬瞧了我三秒。
“一屁股坐下,半晌没吭声。”
我回到座位上。后桌那支中华铅笔在我课桌腿边上滚了半圈,是陈静的胳膊肘碰的,她没捡,我也没捡。这一节课剩下的三十分钟我在草稿纸背面写了三行字: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下头我又写了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礼拜一他头一趟去邮电局的时候,我在裁那四十七片短了一寸的布。礼拜二他拎着两斤鸡蛋去的时候,我在教室后排把铅笔头咬扁。礼拜三他把单子定下来的那天上午,我正跟我妈俩人蹲在地上头点袋子,点到一千一百二十,我妈说赶明儿早上我再点一遍。
我把那张草稿纸撕下来,对折两下,塞进裤兜,跟那卷《丰阳报》挤在一块儿。
放学四点半,我没回老十字街,往南拐,过南关桥,上河沿街,往东第四棵柳树,柳条已经绿透了,垂下来能扫到摊子。孙爱民的摊子是一块木板架在俩砖垛上,板子上摊着印泥盒、锉刀、一把小刻刀、一堆黄杨木章坯,他手里边正攥着一枚章,凑到眼跟前吹。
“孙叔。”
“哟。”他把章搁下,“你咋这个点儿过来。”
“上礼拜六那个人。”我说,“灰夹克。”
孙爱民的手在木板上抹了一把。
“他又找你了?”
“他没找我。”我在砖垛上坐下,“您把那天的话再跟我说一遍。一句一句说。”
“说了呀,他问往布上印字一个多少钱。”
“他杵着还是蹲着。”
“杵着。”孙爱民想了想,“杵在我这个板子这头,手撑着。”
“他先问的价。”
“先问的价。”
“然后呢。”
“然后我说得看多少个,个数少了不划算,得先晒版。”孙爱民的喉结动了一下,“他就问,两千个多少。”
“两千。”
“两千。”
我从裤兜里头把那卷报纸摸出来,摊在膝盖上,卷得太久,展不平,边上都是毛,糖厂一千一百二十,邮电局一千一百八十七,加起来两千三百零七。
“他还问啥。”
“他问多长时间能出。”
“您咋答的。”
“我说一晚上四五百,俩人上手六百。”孙爱民的声音低下去了,“放子,我是不算是——”
“末了一句。”我说,“他走以前末了问的那一句。”
孙爱民不说话了,他把那把小刻刀拎起来,又搁下。
“孙叔。”
“他问。”孙爱民抬起头,“他问我那个台子,是厂里边的还是我自个儿的。”
柳条从我后脖子上扫过去一下。
“您说的是厂里头的。”
“我说的是厂里边的。”孙爱民把手往膝盖上一拍,“我他妈——我说了实话有啥错,那台子本来就是厂里头的!”
“您没错。”
“那你脸上头是个啥意思。”
“邮电局那一单定了。”我说,“上礼拜三定的。毛巾两条,香皂一块,搪瓷缸子一个,装一个印局名的布袋,一人四块。一千一百八十七人。”
孙爱民张着嘴,半晌没合上。
“四千七百四十八。”他说。
“您算得比我快。”
“谁做。”
“郑连生。”
孙爱民腾地站起来了,板子上那盒印泥被他袖子带下去,扣在土上,红面朝下。
“我找德海去。”
“坐下。”
“一个爷爷的本家!”他一只手已经去解自行车锁了,“我这就去,我今天晚上就去他家——”
“孙叔。”我说,“您去了跟他说啥。”
“我跟他说。”
“说这个主意是我先想出来的?”我把膝盖上那卷报纸卷回 去,“上礼拜三他签的字。人家四千七百多块钱的东西,签完了字,您让他撕了重来,凭啥。凭您跟他一个爷爷?”
孙爱民的手从车锁上松开了。
“凭我年纪小?”我说,“我今天上午在他屋里边坐了半个钟头。他给我倒了杯茶。他连我姓啥都是走的时候才问的。”
孙爱民蹲下去了,蹲在那盒扣在土上的印泥旁边,俩手插进头发里。
“那我把台子给他停了。”他说,“他要是敢来找我印,我不给他印。”
“他不会来找您。”
“为啥。”
“因为他上礼拜六就知道那台子是厂里头的了。”我说,“他这会儿缺的不是您。”
我把地上头那盒印泥捡起来,翻过来。红印泥沾了一层土,我拿手指头把土捻掉一点,捻不干净。
“孙叔,那块邮电局的网您先收着。”我说,“别扔。”
“留着干啥。”
“留着。”
从河沿街回老十字街,两公里出头,中间还是过南关桥,上桥的时候我下来推。这一段路我上礼拜四、上礼拜五、上礼拜六走了六趟,每一趟都是寻思着二十六号那一车东西。
四月二十三号傍晚六点,他掀门帘进来,他进门先看的不是我妈。我那会儿杵在门框这边,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一进门,眼睛是往东墙那半边去的,那半边堆着裁好的布片和缝完的袋子,摞了大半人高,他瞧了大概两秒,才转回来叫我妈的名字。
一个来借五百块钱的人,进门先看的是墙。他把黑塑料兜往地上头一撂就不管了,索性转身找了个空地方蹲下来。屋里边空地方多的是,他挑的那一块,正好挨着那摞缝好的。
他说他哥天天上门,说九月三十号那个日子他哥记得比他清,他张嘴要五百,我妈报了二十三块七。他笑了一声,说不借就不借,我也就是走到这条街上头顺嘴一问。
一个真缺五百块钱的人,被回绝了,会走。他没走。他蹲在那儿,伸手拎过从那摞袋子上抽了一个下来。
我推着车上头桥,桥面上一层浮土,前轮碾过去留一道印。他先摸的是袋口那道缝,两根指头顺着捋到底,捋完攥住袋角搓了两下,搓完才把袋子翻过来,正面朝上,摊在膝盖上。
他说,丝网,他说,不是油印,他说,墨兑得还行。然后他说了一句我那会儿以为是闲话的话——印刷厂那台丝网台子九一年就停了。
他不是在显摆他知道,他是在问那台台子这会儿活着没,我妈答了仨字:印刷厂,他就不追了。他不追是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那台台子活着,而且有人开得动。
上礼拜六他从我们家出去,走到河沿街,第四棵柳树底下,他问了孙爱民那句“厂里头的还是你自个儿的”。
到这地方他手里边的东西就齐了:有人能印,台子是厂里头的,谁开的台子他不用管,因为他有别的路子进那个门。
桥顶上我停下来喘了两口。他末了抻了那个袋子的四个角,抻成一个方的,瞧了五秒钟,一尺二乘一尺六。这五秒钟他量的不是我,是他自个儿——他在算这一个袋子费多少布、费多少线、一个人一天能缝几个。
再往后就是麻婶那一趟。九点差一刻断电,麻婶十一点差十分走,她说她过去的时候他就蹲在崔满仓门口外头,回来他还在,前后二十分钟,脸冲着我们家那个门口。
我上礼拜六以为他是等崔满仓,他不是等崔满仓。他蹲在那儿看的是我们家那两盏煤油灯,看几盏灯,看几个人影,瞧见几点还亮着。
那二十分钟他算出来一件事:这家人手上压着一千一百二十个袋子,礼拜六晚上还差三百一十个,靠四个婆娘两盏煤油灯赶,最快也得赶到二十六号。
二十六号以前,那个十五岁的娃子腾不出手,他礼拜一就动了,下桥的时候我没上车,一路推到老十字街西头。天擦黑,对面那排门市部的板子上了两间,崔满仓门口那两排铁架子上的凉鞋收了一半。我家那个歪门框上头的门帘掀着一半,屋里边点着灯,一盏,四十瓦。
我还没走到门口,麻婶从里头出来了,出来又退回去,冲着屋里边喊。
“凤琴!凤琴你听说了没有——”
我站住了。
“老侯他们车间刚说的,”麻婶的嗓门隔着半条街,“供销科那个郑连生,接了邮电局一个大单子!四千多块!一千多个人一人一份,说是往袋子上印字!”
屋里头没声音。
“凤琴?”
“我听见了。”我妈说。
我掀开门帘走进去,屋里边四个人的手全停了。刘婶那副铁丝腿的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她没推,李秀云的顶针套在指头上,针举着,线还挂着,侯燕蹲在地上头,俩手扶着膝盖。
我妈坐在缺腿桌子后头,面前摊着那三张横格纸,是二十六号早上结完工钱她自个儿收起来的那三张,她那会儿在看那三张纸。
她抬起头看我。
“上午你去哪儿了。”
“邮电局。”
“见着人了。”
“见着了。”
屋里头静得能听见外头崔满仓收铁架子的声音,哐、哐。
“妈。”我说,“那一单我没了。”
我妈把那三张纸一张一张对折,折成方块,塞回蓝底白花的铁盒里边,盖上盖子,皮筋箍上,她的手很稳。
“晚上吃面。”她说。
我转身出去,到街口那个公用水管子底下洗手。手上还沾着河沿街那盒印泥的红,洗了三遍,指甲缝里还有。
水管子是铁的,龙头拧不严,一直滴,我把手上的水甩了两下,直起腰。街口那盏灯底下停着一辆自行车,二八的,永久,车把上挂着一个黑塑料兜。
人靠在车座上,一只脚撑地,灰夹克,拉链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