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最后一天,祁同伟在省政府开完节前最后一个调度会,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他把手头最后一份文件批完,搁下钢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色暗了,省厅大院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把院子里那排老法桐的轮廓勾出一层暖黄色的边。
他坐在那里,没有马上走。
桌面上摊着几样东西——教育厅的月度运维报告、督导室的回访汇总、中央政法委年鉴收录的样书,还有那份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的学籍治理新规草案。
他把这些东西并排看了一遍。
每一样上面都留着他批过的字,有的是红笔画的圈,有的是铅笔写的“妥当”,还有几处是钢笔的批注。
他看着这些东西,忽然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快,但又很密。
去年十月他第一次走进林栋家那个土坯院子的时候,想的只是替田村表舅家讨个说法。
后来案子越滚越大,从一个人到五十多个人,从一个市铺到全省,从公安牵头到教育主责,再到中央政法委内部简报点名、立法调研启动、案例载入年鉴。
这一年他经历了很多——跟钟诚在程序上的来回较量,在常委会上跟赵立春汇报学籍核查的收尾,跟高育良在书房里下棋复盘,跟李达康在京州对接善后试点,跟方致远在教育厅推日常运维。每一件事单独拿出来都不算惊天动地,但合在一起,一个从基层司法助理员干起的人,在副省长这个位置上把跨部门统筹、权责划分、制度改革、风险兜底这一整套链条都跑通了。
他想起自己以前的样子。
在基层干刑侦那些年,他就习惯冲在最前面。
宗克航案他亲自蹲在银行门口吃包子。
岩京案他从头跟到尾。
那时候他觉得,办案子就得自己上,别人干他不放心。
后来上了副省,他慢慢发现,副省长不能只会冲一线。
副省长要做的,是搭框架、定规则、压责任、盯节点,让各个部门自己动起来,而不是自己替每个部门干活。
这个转变很难,他用了一年出头才真正走通。
破冰的时候敢闯,收尾的时候敢放,权责归位,抓大放小——这一整套,他以前不会,现在算是摸到了门道。
他把桌面上的材料收拢,一份一份放进文件夹里。
教育厅的报告归档,督导室的汇总归档,年鉴样书搁进书柜最上层,新规草案放进抽屉最里侧。
他把每一份材料都放得整整齐齐,像是给这一年做一个收束。
做完这些,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那条被路灯照亮的小路。
路上没什么人,只有远处值班室的灯还亮着。
他忽然想起去年刚重生回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一年日历翻了一遍,心里想的全是赵家、钟家、侯亮平、沙瑞金。
那时候他脑子里全是博弈和算计,全是防守和反击。
但这一年走下来,他发现真正让他站稳的,不是那些博弈和算计,是手上这些实打实的制度。
赵家现在还没倒,钟家也还在盯着,沙瑞金还没来,侯亮平也还没调任汉东。
但学籍终身溯源系统已经上线了,实名签收和电子备份的规矩已经立住了,教育系统已经把学籍治理纳入了日常职能。
这些制度,不管将来谁来查,都不会因为他一个人的去留而失效。
他把窗帘拉上,关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尽头值班室的灯还亮着。
他经过的时候,值班民警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点了点头。
推开省厅大楼的玻璃门,四月末的夜风迎面扑来,比白天凉了些,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大概是下午下过一阵小雨。
他钻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出省厅大院。
后视镜里,省厅大楼的轮廓在夜色中越来越远,最后融进了京州城连绵的灯火里。
他开了一段,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高小琴发来一条消息:“蓝黄的老二出壳了。亲鸟带得稳,没弃巢。”
下面跟着一张照片,保温箱里两团肉嘟嘟的小鸟挤在一起,一只眼睛还没睁开,一只正张着嘴等喂。
他把手机搁回副驾驶座上,看着前面的红灯变成绿灯,踩下油门,朝山水庄园的方向开去。
一年了,从林栋案开始到现在,学籍核查这件事算是彻底收了。
制度立住了,权责归位了,口碑也攒下来了。
接下来的路还长,赵家、钟家、沙瑞金、侯亮平,这些名字还在前头等着。
但今晚,他不想这些。
他只想去看一眼那两只刚出壳的蓝黄金刚,然后跟高小琴在一号别墅的楼台上坐一会儿,喝杯茶,不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