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那天祁同伟回的老家。
从京州到林城的高速跑了两个多小时,下高速拐上县道,再往山里走,路就越走越窄,两边是连绵的低山丘陵,山坡上长着矮松和落了叶的栗子树,土层薄,露出底下的岩石。
嶙县是林城东南方向的一个山区县,田村窝在山坳里,前后七八个自然村散落在不同的坡地上,路都是九十年代修的砂石路,雨雪天泥泞不堪。
祁同伟的车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祁靖疆和刘翠芬早就在门口等着。
刘翠芬手上还沾着面粉,围裙上印着一只褪了色的碎花猫。
祁靖疆站在门框里,嘴里叼着旱烟,见车停了才慢慢走下台阶。
祁同伟从车上拎下两兜年货,叫了声“爸、妈”,刘翠芬接过东西,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还带什么东西”,把他往屋里让。
堂屋里已经烧了炉子,暖烘烘的,桌上摆着几碟凉菜,厨房里飘出炖肉的香气。
饭吃得简单。
刘翠芬炖了一只鸡,炒了两个素菜,又包了一屉白菜猪肉馅的饺子。
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祁靖疆话不多,闷头吃菜,偶尔抿一口散酒。
刘翠芬在旁边给祁同伟夹菜,问他工作忙不忙,身体怎么样,又提起他奶奶坟前的碑立得稳不稳,开春要不要再修一修。
祁同伟一一答了,说碑立得正,不用再动,等清明他再回来一趟。
吃到一半,刘翠芬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你小时候上学,天不亮就得起来,走十里山路去乡里中学。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的光照着路,雪地里就你一个人。有一回你爸去接你,走到半路你就蹲在路边不肯走了,说饿。你爸从兜里摸出半块凉馒头,你一边啃一边接着走。那时候我就想,这孩子要是能考出去,就再也不用走这条路了。”
祁同伟夹着饺子的手顿了一下。
他想起那条山路,从田村到乡中学,十里地,翻两道梁,下雨天泥浆子灌进鞋里,冬天风从领口往里灌,手电筒照出去的光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他那时候不觉得苦,因为山里孩子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但后来他考上大学,离开田村,再回头看那条路,才知道那条路有多窄,窄到只能容一个人走过,走不过去的人,就永远留在山坳里。
祁靖疆闷声接了一句:“那时候全乡就考上两三个中专,你考上大学的时候,乡里的广播喊了三天。村里人凑钱送你去汉大,田家老爷子带头,一家一家敲门。”
他顿了顿,端起酒盅抿了一口,“你奶奶走的时候,你在外面。她没等到你回来。”
祁同伟放下筷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他知道父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奶奶没等到他回来,但奶奶等到了他考上大学的那张录取通知书。
那张纸是田村人凑钱供他读出来的,也是他这辈子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通行证。
如果没有那张纸,他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或者在某个工地上扛水泥。
他比谁都清楚一张录取通知书对一个寒门子弟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清楚,当年那些被截留通知书的人,被偷走的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田支书和韩满仓来了。
田支书是田承宇的堂叔,五十出头,走路快,说话也快,一进门就拍着祁同伟的肩膀说:“同伟回来了!正好,有个事跟你说,县里传出来的消息,明年要修几条乡道,直接从山里通到乡镇,双车道四级公路,从乡镇就能上县城,从县城坐火车直达市里和省城。”
他掏出烟来散了一圈,自己也点上一根,深吸一口,“市委领导点名,把咱们田村这条路作为示范工程。听说市里要额外追加配套资金,还要协调林业和自然资源部门特事特办。要是真能修成,咱们村的栗子、核桃、山货就能直接拉出去卖,不用再靠人挑肩扛了。”
韩满仓在旁边补了一句:“不过这工程也不容易。雨季要停工,中途还出了好几次塌方,工期拉得长。关键是资金卡得紧,市里补助的额度有限,县里配套拿不出多少。路要修,但能不能修成双车道,现在还在争。”
祁同伟听完,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
林城是李达康的发家地,林城现在的不少干部都是他提拔起来的。
做事风格上,这些人会不自觉地学李达康——雷厉风行,但也急功近利。
修路是好事,但要是钱不够、协调不到位,中途塌方、停工,工程拖上两三年,最受影响的还是老百姓。
“好事。”
他开口了,语气平实,“路修通了,后面的事就好办了。但你们记住,修路只是开始。我跟你们说过的那几条,还是要做。愿意出去学技术的,去学;愿意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山上养什么最好,种什么最好,你们比我清楚。不要等路修好了再想这些事,现在就琢磨。栗子、核桃、山货,收了之后规规矩矩和外面人做生意,有了路,只要不出岔子,最多二十年,村子怎么着也能好起来。另外,山上风景不差,等路通了,可以研究研究开发点旅游资源,搞几家农家乐,也是个来钱的路子。”
田支书听了,眼睛亮了一下,连连点头。韩满仓在旁边说:“同伟说得对,等路通了,先把栗子核桃的销路打开。咱们村的栗子比山下的甜,就是因为山里昼夜温差大。”
田支书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村里的杂事,才和韩满仓一起走了。
等人走远了,祁同伟拿起手机,翻到林城市里和嶙县几位领导的号码。
他先给林城市一位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通了,他先拜了年,语气客气,没有提任何具体要求,只说了一句:“听说田村那条路今年要上示范工程,感谢市里给山里娃娃一条走出去的路。这条路要是修好了,以后田村的孩子去县城上学就不用再走十里山路了。”对方在电话那头连声说着“应该的”“祁省长放心”,他又寒暄了两句,挂了电话。
接着他又给嶙县一位分管交通的副县长打了电话,同样先拜年,然后说了一句:“田村那条路,市里既然列为示范工程,请你们多加监督。这种民生项目最怕中途被人截款——有人在账上划一笔,路就少一公里。听起来不多,但一公里山路,对山里的乡亲们来说,可能就是一条命。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特殊照顾,但要让乡亲们得到该得到的利益。”
对方在那头应得很快,连声说“祁省长放心,我们一定盯紧”。
挂了电话,祁同伟把手机搁在桌上,靠在椅背上。
窗外又飘起了细雪,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上,一层一层地积着。
他想起奶奶,想起那张凑钱凑出来的录取通知书,想起那条走了十几年的山路,也想起这半年他从林栋案出发,一路推进到五十七起积案,从博弈钟诚到把学籍核查铺到全省。
他知道,他翻这些旧案,不只是在查几个被顶替的人,也不只是在推一场专项整治。
他是在守住寒门子弟向上的那一点希望——让每一个考上的孩子,都能拿到那张本该属于他的通知书,走那条本该属于他的路,不用像他当年那样,靠全村人凑钱才能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