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后的董仲舒回到了长安附近的茂陵居住。他虽然不在朝廷任职,但朝廷每逢有重大决策,仍会派使者以及廷尉张汤等人,专程到他家中征询意见。董仲舒每次都能给出明确的符合法度的回答。张汤将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这本书收录了董仲舒依据对200多个疑难案件所作的判决。他开创的春秋决狱,成为汉代司法实践的一大特色,影响深远。
晚年的董仲舒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中。他门徒众多,如吾丘寿王,禇大,殷忠,吕步舒,嬴公等,皆以学行着称。他最重要的着作是汇集其一生思想精华的《春秋繁露》。
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在家中病逝,享年75岁。他死后葬于长安西郊,据说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时,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地下马致意,因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这个细节意味深长,那位生前与他有过复杂互动,甚至一度要将他处死的帝王,最终还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大儒的敬意。
在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茂陵以北,至今仍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当地村民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策为名。一座墓,一个名字,承载着一个民族对思想者的永久纪念。
董仲舒的思想博大精深,体系严密。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外儒内法,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一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它赋予君权以神圣性。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天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又用天来制约君权,说皇帝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必须对天负责,必须施行德政。正如灾异是对失道君主的警告,祥瑞则是对有道君主的嘉许。
董仲舒深知,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任何人间力量能够制约皇帝,唯一可能让皇帝有所忌惮的就是天。他用神学的外衣,包裹了限制君权的政治智慧。
大一统并非董仲舒首创,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将其提升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使其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哲学命题。大一统包含几个层面的含义,政治上要损益诸侯,一统乎天子,使四海来臣,思想上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统纪可议而法度可明,文化上要统一文字度量衡,伦理规范,使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这套理论为新的儒学,属于外儒家内法,再加上道家和阴阳家等学说形成,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董仲舒根据阴阳学说提出了三纲的理论,他认为阳贵而阴贱,亲阳而疏阴天道如此,人道亦当如此。因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出自天意不可变更。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董仲舒将三纲五常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从宇宙论到人伦日用,从政治秩序到家庭伦理的完整体系。
他抛弃了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等关系中原本存在的互惠互动关系,把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天道有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是欲生不欲杀的,天道是重阳轻阴的。因此,统治者应以德为主,以刑辅之,德治的核心是教化。董仲舒极力主张设立太学,办地方学校,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使民众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他强调,教化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完备的堤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废除刑罚,而是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刑并用,这套治国方略,后来被汉宣帝概括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影响了此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
董仲舒认为,秦朝是乱世,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去秦弊政。
董仲舒逝世后2000多年,对他的评价始终在两极之间摇摆,两汉时期他被尊为群儒首。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并深受其春秋史观的影响。班固在《汉书》中增补了大量董仲舒的文献,使之得以传世。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进一步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确认为官方统治思想。
魏晋至隋唐因谶纬神学的衰落,董仲舒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唐代韩愈排道统,直接把董仲舒排除在儒家正统行列之外,柳宗元甚至批评董仲舒的学说。宋元明清董仲舒的学术地位逐渐被重新认识,元文宗至顺元年,他被请入孔庙从祀,明代多次改定从祀制度,董仲舒始终名列其中。清代《春秋繁露》的刊刻和研究也形成热潮。
清末民初,面对民族危亡,董仲舒学说,再次被激活。康有为将其改制更化学说。当做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推崇董仲舒为儒宗。新文化运动中,因君权天授的观点,董仲舒被打成专制主义的帮凶,再次跌落尘埃。一九四九年以后,董仲舒研究经历了曲折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董仲舒哲学的定性问题,学界展开热烈讨论。随着学术研究的恢复,董仲舒研究逐渐回归正轨,肯定性评价渐成主流。一九八六年,全国首次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召开,标志着董仲舒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要用同情的理解来看待董仲舒。他们指出,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但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思想家与政治家长期合作的结晶,他使得先秦儒家的理想在汉代变成了现实,将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系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积极作用。
当然,批评的声音依然存在。批评者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话专制皇权,把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长期禁锢着中国人民的头脑,桎梏着历史的发展。
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无法绕开的巨人。他的思想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既有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功能,也有制约绝对权力的智慧,既有神学迷信的色彩,也有深刻的哲学洞见。
一个事实无法否认,董仲舒的思想塑造了此后2000年中国文化的底色。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乃至中国人对天命的敬畏,对灾异的敏感,都与董仲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秦朝
嬴政看完天幕之后精神一振,终于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原来这个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思想是外儒内法的思想体系。嬴政终于放心,他就说法家之术是管理臣民的重要武器,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君王又怎么可能有法家治理国家的办法不用。原来是在法家的思想外层穿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不过这样的确是能迷惑人心,看上去比大秦一直沿用的完全的法家思想温和的多,也更容易迷惑人心。
嬴政对此很是不屑,不过就是看上去温和一点的版本罢了,但是想到这种新儒学思想在华夏大地统治的时间之久,影响之深远,又让嬴政开始认真思考,也许大秦也可以改变一下,毕竟后人证明了这种理论有多么适合大一统国家的。
在嬴政身边多年的李斯一看嬴政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刚才的想法不是无的放矢,他心中满是苦涩的低下头,无奈的想道,看来自己是真的要准备开始想出和儒家思想结合的法家之术了。
西汉
刘邦看到君权神授有对君主的制约,稍微皱起了眉头,但很快,他又想通了。如果没有半点对君主的约束,那大臣和百姓们也不会安心,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而且这种约束,并没有太大影响。要害怕的也是那些昏庸和残暴不仁的君主。总体来说,董仲舒的这个理论还是让刘邦眼前一亮,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刘邦忍不住摸了摸下巴,看着丞相萧何和张良等人热烈的讨论着,不禁有点羡慕嫉妒恨自己的那个重孙子汉武帝刘彻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命?不仅卫青霍去病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将领扎堆出现,还有董仲舒,主父偃这种天才文臣也是在刘彻的时代出现,怎么乃公就没有遇到呢?这么多人才扎堆在一起,乃公也能轻松的创造出盛世呀!刘邦忍不住酸酸的想着,乃公能做的比这小子更厉害。
汉武帝刘彻反正全程骄傲得意听着新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千年来有多么重要。你问刘彻他有什么好得意,明明这又不是他提出来的理论,这是人家董仲舒的思想。刘彻会傲气的回答你,要不是朕这个伯乐慧眼识英雄,董仲舒纵使有再多的精妙理论也无处施展,而且朕有足够的魄力和眼光采纳并真正实施推行这些理论,这才是最重要的。
董仲舒高兴的看到自己的儒学思想备受后世推崇,统治中国大地长达两千多年,即使到了刘念恩他们所在时时代也是,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吾之道得矣,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