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号,下一个。”
邵掌柜在门口喊号,喊到晌午,嗓子就哑了。
开张第五天,号从五十加到了八十。
天不亮就有人在门口站队,站到日头出来,队伍拐过街角。
陈守义在药柜后头站了一整天,抓药抓到手腕发僵,晚上收摊他把手泡在凉水里泡了一炷香。
“三十年没这么抓过。”他把手从水里捞出来,甩了甩,“齐记最忙那年,一天六十副。”
“今天多少副。”
邵掌柜把账本翻过来。“八十七。”
“甘草用了四斤,当归三斤半,黄芪还剩两格。”
“明天再去周家拉一趟。”
“拉了。”他把账本合上,“周掌柜说,后头再有车,他给送到门口,不收运费。”
上午来的头一个,是那天闪了腰的老汉。
他自己走进来的,没让人扶,进门先咳嗽一声,把腰挺直了给人看。
“林大夫,我这腰,能下地了。”
“别急着下地。”林北让他坐下,按了按他的腰,“抬东西还得等等,先轻后重。”
“我儿子说,让我来给您磕个头。”
“磕头不用。”林北把手收回来,“你要是真想谢我,回去告诉你那几个老伙计,腰闪了别躺,躺着更难好。”
老汉应了,走到门口,忽然又回过头。
“林大夫,您这医馆,会不会开到北沟去?”
“怎么。”
老汉往门外看了一眼。
“我们那边,看病得走四十里。”老汉把手在门框上扶了一下,“走四十里,人还没到,病先重了。”
林北没有立刻答。
“慢慢来。”林北把脉枕摆正,“先把这一间开稳。”
老汉走了以后,邵掌柜从柜台后头探出头。
“北沟那边,真不打算开?”
林北把脉枕翻了个面。“开也得有人。”
“我一个人,一天看八十个,已经顶了。”
邵掌柜把算盘一搁。“您收个徒弟。”
“收谁?”
邵掌柜没答上来,把算盘拨了一下,又拨回去。
第二个是噎住的那个孩子,被他娘抱来复查。孩子脸胖了一圈,见人就笑,抓林北的袖子不撒手。
晌午前还来了一个木匠,右手腕肿得像发面,说是刨木头的时候被凿子崩了一下。
林北让他把手搁在桌上,按了按腕骨,没伤着骨头,是筋扭了。木匠把手转了两圈,说一点也不疼了,从兜里摸出两个鸡蛋放在桌上。
第三个是失语婆婆的儿媳妇,来取药,顺便说了一件事:她男人从南边来了信,说年底回来。
排队的人里有从北沟来的,有从邻县来的,还有一个从市里坐班车过来,说是在报上看见了消息。
“她这两天说话了吗?”
“说了。”儿媳妇笑,“说得多了,一天到晚念叨,念得我耳朵疼。”
晌午过后,门口的人少了些。街上还在议论,说这医馆的号一天比一天难排。
柳小蛮蹲在门槛上择菜。
“小蛮,把那格当归添上。”
“添了。”
陈守义往斗里看了一眼。
“添了几斤。”
“三斤。”她把斗推回去,“陈师傅,您问第三回了。”柳小蛮听了半截,把择好的菜往盆里一按,水溅出来一点。
日头偏到街对面的时候,一辆车停在街口。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厚,边角磨得起了毛。
她没让车开到门口,自己走过来。
一件藏青的长外套,领子立着,头发在脑后束起来,脚上换了平底鞋。走到门口,她先看了一眼药柜,才看人。
车停在街口,司机没有下来。
“林大夫。”
林北把笔放下。“秦小姐。”
“我不是来谈收购的。”她把信封放在诊桌上,“我坐一会儿,行不行。”
林北把脉枕往里挪了挪。“坐。”
柳小蛮端了一碗水过来,放在她手边,退到药柜后头去了。
秦诗韵没有喝。她把手放在信封上,按着,按了一会儿。
她眼下有一层青,粉盖得薄没盖住。
“赵德柱那本账,最后一页的签收栏,只有一个字。”
“戴。”
“你知道他叫什么。”
“不知道。”林北把手里那支笔搁下,“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把信封往自己那边挪了挪,“我父亲知道。”
屋里静了一阵。外头街上有人在卸货,木箱落在地上,一声一声。
“我父亲去年冬天病了一场。半边身子不利索,说话说不清,一个字要说半天。”她的手指在信封上敲了一下。
“公司现在是我在管。管了半年,我才看明白一件事。”
“病了以后,公司里七个老人走了三个,剩下四个,两个在看两个在等,等我做错事。”她低下头看自己的手。
林北把脉枕往里一推。“什么事。”
“秦氏供药的四家医馆,药不是从我这儿进的。”
林北把名单翻过来。“从哪儿。”
“从一个人手里。”她把名单抽出来,铺在桌上。
“他给的价比我低两成,货比我的陈,可医馆愿意要。四家,一年吃掉我六成的量。我查了三个月,条子最后都指向同一个人。”
林北把名单放下。“姓戴。”
“姓戴。”她把信封换了个方向,字朝着自己。
林北没有接话。
“你停供那三天,也是为了这个。”
“是。”她把包带绕紧,“我以为停了你的货,你会来求我。你来了,我就有一个人可以摆到桌面上。”
林北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摆给谁看。”
“摆给那四个老人看。”
她把水碗端起来,又放下。
“你见过他。”她的目光落到他手上,“赵德柱那晚在粮站,他去了。”
林北点了一下头。“去过。”
“他长什么样。”
“看不清。”林北把针囊往边上挪了挪,“帽子压得低,只看得见下半张脸。手很瘦,腕上一块旧表,表盘很小。”
秦诗韵的眼睛动了一下。
“表盘小。”她重复了一句,“银壳的,皮带磨白了一道。”
“你见过。”
“我小时候见过。”她的手指在手包上停了一下,“他来过我家,坐在客厅里,我父亲给他倒茶。那时候他还不戴帽子。”
她把信封打开,抽出两张纸。
第一张是名单,三行,每行后头一个地址。第二张是电话单,七个号,圈了三个。
“这三家药行,我压不住。电话单上这七个号,有一个是他的人,剩下六个我还没试出来。”她把纸推过来,“都给你。”
林北把两张纸看完,折起来。
“名单我收下,可我不替你办事。我查他,是为了我爷爷。”
“我知道。”她把包扣上,“所以我们各查各的,查到的东西,互通一声。”
林北把纸放进抽屉。“你要什么。”
“我要一个能压得住他的人。”她站起来,把外套的领子拢了拢。
“我父亲那辈人讲人情,我这一辈讲合同。合同压不住他,人情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样:证据。”
她把信封里最后那样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
桌上多了一张照片,黑白的,比巴掌大一点,边上有一圈白齿,纸很厚,摸着发涩。照片上有三个人,站在一间铺子前头。
中间那个人,林北一眼就认出来了。年轻时的爷爷,穿长衫,两只手垂在身侧。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写着“省城同和堂”,后头跟着一个年份,最后一笔被磨掉了。
右边那个瘦高个儿,戴眼镜,两只手在身前交叠着。
左边那个人的脸,这回没有被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