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终于坐稳了皇位。
东突厥灭了，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养老；米价跌到三文钱一斗，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饭；全国一年判死刑的，加起来不到三十个人。
走官道的商人不用带刀防身，夜里赶路也不怕劫道。
老百姓该赶集赶集，该种地种地，晚上哄完孩子睡觉，日子过得安稳又踏实。
李世民坐在太极殿里，文治武功，明君圣主，该有的名头他都有了。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搬不走，也挪不开。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
他的皇位，是亲手射死大哥换来的，是尉迟敬德提着长矛逼父亲交权交出来的。
大哥那些孩子，一个都没活下来。
这笔账，刻在骨头里。
他不怕当时的人说，毕竟刀握在自己手里。
但他怕后人。怕千百年后，史书上写着他杀兄逼父、篡权夺位。
他想知道，那些史官到底会怎么写那个清晨。怎么写他拉弓放箭的那一刻，怎么写尉迟敬德闯海池的场面，怎么写那些还没长大就被处死的孩子。
他先找了褚遂良。
褚遂良当时是谏议大夫，兼管记录皇帝日常的起居注。这个人字写得好，骨头更硬，在朝堂上从来不会看皇帝脸色说话。李世民也没绕弯子，直接问：“你写的那些起居注，能拿给我看看吗？”
褚遂良摇了摇头，答得很干脆：“没有这个规矩。史官什么都记，好的坏的都写，就是为了让皇帝有所顾忌，不敢乱来。要是皇帝自己先看了，往后谁还敢写真话？”
李世民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我要是真做错了事，你也照样记？”
“这是我的职责。”
话堵得死死的，一点余地都没留。
当时还有个叫朱子奢的小官，国子监的，官不大，胆子不小。直接上了道奏疏，话说得更透。他说，陛下您想看起居注这件事本身，就会被记进史书里。后人读到这儿，必然会想：皇帝没事看自己的记录干什么？肯定是想改。您越想藏住什么，反而越藏不住。
李世民把奏疏搁在一边，没批复，也没再提这件事。
但他从来没打消过这个念头。
他没再找褚遂良这种认死理的直臣，转头找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房玄龄。
这一次，他换了个说法。
“以前的帝王不肯看国史，是怕看见自己的过错，心里不舒服。我不一样。我看这个，是想知道自己以前哪里做得不好，以后好改正。你把编好的稿子，拿来给我看看。”
话说得好听，听着全是道理。
房玄龄听完，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跟了李世民快二十年，从晋阳起兵到玄武门之变，从秦王到皇帝，这位主公什么脾气、什么心思，他闭着眼都能摸透。
什么看史自省，都是场面话。
绕这么大弯子找到自己头上，说白了就是——现在史官写的东西，他不满意。
可这话不能说破。
房玄龄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是尚书左仆射，也是监修国史的总负责人，一边是史官直书的本分，一边是皇帝的真实心意，两头都重。
直接全改，坏了史官的规矩，后世要挨骂；一点不改，交上去皇帝不满意，这差事就算办砸了。
退也不是，进也不是。思来想去，他选了最稳妥的办法：先删。
转头他就拉着许敬宗、敬播几个人，对着实录稿子一点点磨。最刺眼的细节先删掉——比如伏兵的具体部署、逼宫的具体场面、诛杀侄子的经过，能模糊就模糊，能省略就省略。
前后改了好几年，贞观十七年，才把删改完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呈了上去。
房玄龄的想法很简单：先按分寸改一版交上去，皇帝觉得可以，就这么定；觉得不行，再往下调。
他没敢改得太过分，也没敢原样递上去。
稿子送上去，李世民翻完，还是不满意。他指着玄武门那段内容，跟房玄龄说：“当年周公杀管叔、蔡叔，是为了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是为了保全鲁国。我做的事，和他们是一个道理。史官不用拐弯抹角避讳，直接照实写就行。”
说是照实写，其实是把调子给定死了。我做的事是对的，是为了天下安定，不是为了抢皇位。
有了这句话，后面的修改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改的内容，主要是三块。
第一块，把太原起兵的首功，全算到李世民头上。李渊成了个胆小犹豫、瞻前顾后的老头，是被儿子和裴寂连哄带逼，才敢扯起反旗；霍邑之战的决策、渡黄河的时机、直取长安的战略，全成了李世民的主意。
第二块，彻底抹掉李建成、李元吉的功绩。李建成平定刘黑闼、收复河北的战功，还有他坐镇长安六年、打理朝政的实绩，要么删掉，要么写成无功而返。李元吉打过的仗、立过的功，一概不提，只留下他骄纵残暴的负面记载。
第三块，把玄武门之变，包装成被逼无奈的自卫反击。反复渲染建成、元吉多次下毒、设伏想害死李世民，把他塑造成走投无路才奋起反抗的受害者。至于提前收买守门将领、设伏玄武门、尉迟敬德带兵逼宫这些关键细节，能删就删，能藏就藏。
可改得再仔细，也总有破绽。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里，总能留下互相矛盾的痕迹。
尉迟敬德的传里，还藏着他带兵闯海池的影子；褚遂良的传里，也明明白白记着李世民索要起居注的事。
零碎的线索散在书页里，像没扫干净的碎瓷片。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给李建成、李元吉追改了谥号。
李元吉的谥号是“剌”，暴戾忘恩、乖张无道的意思，彻头彻尾的恶谥。
李建成的谥号，是“隐”。这个字很微妙。有过错被遮掩，叫隐；有才干没成事，叫隐；不能对外人道的往事，也叫隐。他没把哥哥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反贼，也没承认他的功绩与身份。
他只是把这个人，轻轻推进了历史的阴影里。
后来李建成的墓志出土，全文只有姓名、生卒年月、谥号、下葬时间，没有生平，没有评价，空空荡荡。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在隋末的乱世里活过，从来没有当过大唐的第一位太子。
李世民改史的这些年里，李渊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淡。
李渊搬到大安宫之后的事，前面说过。他成了个彻底的闲人，朝廷的事没人找他，军务政务一概不过问。
但也不是民间传的那样，被囚禁起来连门都不能出。
贞观八年，他还在大安宫里设宴招待过突厥使者，李世民也在旁边作陪敬酒。
只是父子俩之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见面都是场面上的客套，说几句身体如何、近来安好的场面话，再也没有过掏心窝子的私下交谈。
贞观六年，李世民要去九成宫避暑。大臣马周上书劝他，说太上皇年纪大了，长安夏天闷热，陛下该带上他一起去。李世民确实去请了，李渊没去。
没说具体理由，大概是不想去，也大概是觉得尴尬。
父子俩走到这一步，离得远一点，反而都自在。
李渊也从来不闹。每天就在宫里喝酒、听曲、打发时间。晚年还生了不少孩子，最小的儿子李元婴，也就是后来修建滕王阁的滕王，出生的时候，李渊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对权力没兴趣了，我就想安安稳稳过完这辈子。
李世民也懂。只要父亲不碰朝政，什么他都愿意给。
只是两个人心里都清楚，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天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是普通的父子了。
贞观九年五月，李渊在大安宫病逝，享年七十岁。
去世的时候，李世民不在身边。那段时间他自己也病得很重，接到消息才强撑着赶过去。
最开始李世民说，献陵要俭朴，薄葬就行。
后来很多大臣接连上书，说开国皇帝的陵寝规制不能太低，不合礼制。
李世民最后还是没听，理由也很充足，这是太武皇帝的遗愿。
他给父亲定了庙号：高祖；谥号：太武皇帝。
葬礼办得很隆重，该走的流程一步都没少。
满朝文武都在哭，天下都在举哀。只是没人说得清，这场盛大的丧礼里，有多少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又有多少是真心的。
大安宫的门，从此就锁上了。
后来有人去大安宫收拾东西，在库房里翻出一只旧酒壶，壶身上磕了好几道口子。宫人说这是太上皇生前用惯的，走到哪儿带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