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京城，槐花开了满街。
什刹海边的老槐树挂满了一串串黄白色的小花，风一吹，花瓣簌簌地落在青砖地上，空气里浮着一股淡淡的甜香。
王简推开书房窗户，那股香气就混着湖面上的水腥味儿飘进来，把满桌子稿纸吹得哗啦啦响。
三篇短篇带来的余波，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
《父亲》在《十月》上发表后，读者来信堆了半麻袋。
有个湖南山区的乡邮员写了一封歪歪扭扭的信，说他读给退休的老乡邮员听，老人听完没说话，站起来走到屋外对着山站了很久，回来时眼眶发红，说“有人替我们写了”。
《无际》在《当代》上刊出后，新疆建设兵团那边寄来一沓信，有司机、有拖拉机手、有蹲在戈壁滩上修路的知青。
有人写道，老马用指甲刮冰层那段让他想起自己被困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冬夜，把棉大衣裹在柴油机上怕它冻住，天亮以后走出驾驶室看见第一缕阳光，也是蹲在地上哭了一场。
《心牢》在《收获》上的反响最为两极：有人说太灰暗，看得心里堵得慌；也有人说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一个失去三个孩子的男人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这种伤痛永远无法愈合，而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那位曾在报纸上大加褒奖王简《活着》评论家章明，在《文艺报》上写了一整版，标题叫《失败者的尊严》。
他说王简用三篇短篇画了三条线——父子传承、底层挣扎、无法愈合的创伤，三条线拧在一起，构成了对人性最深处的凝视。
他从来不写英雄，写的人全在泥里爬、在土里刨、在山路上一步步往前挪，可就是这些人在最苦的时候还硬撑着往前走了一步——没有改变世界，但改变了自己。
《文艺报》的评论一出来，《收获》和《当代》编辑部几乎同时打来电话约下一部稿子。
《京城日报》文化版则把焦点对准了王简的创作轨迹，标题是《从知青到短篇大师》，说从《活着》再到这三篇短篇，他用三年时间走完了许多作家一辈子也走不完的路，被誉为“1982年最勤奋的作家”。
说实话，王简有点儿佩服《京城日报》了。
上次是《从知青到作家》，这次就变了两个字就可以了。
挣钱都这么容易了么？
而真正让这个名字溢出文学圈的，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一篇长专访。
记者周双花了整个下午坐在什刹海院子里采访他，从插队经历聊到文学观，从三部短篇的创作背景聊到感情生活。
这三期杂志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涌来。
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往家里搬，弄的家里都放不下。
王简都有点儿想和童话大王一样买买一套房房子里的读者来信了。
不过，想一想自己还住筒子楼，这个想法只能胎死腹中了。
杨凡从后海打来电话，说那帮诗人又炸了——“缪斯的门徒竟然登上了《中国青年》封面，简直是为文艺青年争了光！”说着说着忽然话锋一转，提起前阵子有人想搞什么榜单把王简列进去，结果被他和北岛一顿嘲讽，说榜单列得越勤，诗写得越差，“不服气的话，拿作品出来比。”语气轻描淡写，但王简知道这帮人又在后海替自己挡了一场无谓的议论。
傍晚回到家，什刹海的湖面上泛着灰蓝色的波光。
王小雨趴在方桌上写作业，李秀英在灶台边切菜，王建国坐在藤椅上翻那张已经翻了好几遍的《中国青年》杂志。
王简在院子里石凳上坐下来，脚边那盆石榴花刚浇过水，花瓣上还挂着水珠。
从兜里掏出今天刚收到的信——淡黄色信封，熟悉的娟秀字迹，邮戳是武汉武昌的。
她信里说《橘颂》的排练进入了最后阶段，团长亲自盯着连排，每天从早到晚泡在排练厅里。
她没有说累，只说舞台灯光师新调了一组暖黄色侧光，打在手臂伸展的弧线上特别好看，像武大樱花大道上最早的春色。
“等你来武汉看我演出。”她在信尾画了一朵小小的兰花，那是她最近设计湘夫人头饰时反复描摹的纹样。
王简把信细细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仰头靠在藤椅上。
晚风把老槐树吹得沙沙响，几朵槐花飘下来，落在空了半边的石凳上。
他想起她在长江边上说“心里有火，江水浇不灭”，想起她在武昌站台上越来越小的白点，想起她信里写的那句“练功房的灯光比舞台暗，但我在那里等你的灯亮”。
很多年前她就是这样——十一岁进学员班，把杆比别人高，踮起脚尖也刚够到。
头一年天天哭，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够不着。
第二年不哭了，够着了，够着了才知道，够着只是开始。
后来膝盖积水抽过积液，腰椎压缩性骨折休了三个月，回来照样跳。
这些故事他攒在心里太久了，不用采访，不用列提纲，早已生了根。
他站起来走进书房，拧开老刘那支钢笔，铺开一张新的稿纸。
在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云上的日子》。
晚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把稿纸边角吹得微微掀起，他用镇纸压住。
窗外石榴花瓣上的水珠被夕阳照得发亮，院子里王建国翻报纸的沙沙声和李秀英切菜的当当声隔着门帘传进来。
他写下第一行字：“她第一次踮起脚尖的时候，还够不着把杆。”
不过，王简也只写了一个开头，接下来的故事还需要王简准备资料。
毕竟，很多专业上的事情，他也不是太懂。
最近王简也开始在两人的通信中，询问一些刘晓莉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
这一本书，算王简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所以王简不着急，慢慢来。
他只想给刘晓莉一份完美而独一无二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