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辑把缸子搁下，扫一眼信封上的字。“《血色浪漫》。”
“知青题材。”
老编辑的手在信封上停了一下。
“知青。”他说这俩字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平得听不出任何态度来，“现在投稿的知青可多了。回来以后没处去，拿起笔就写。写插队的苦，写农村的苦，写这苦那苦。”他把信封拿起来，没拆，在手里翻了个面，“一个月能收几十份知青稿，全国各地都有。
黑龙江回来的写北大荒，陕西回来的写黄土高坡，云南回来的写橡胶林。
都写苦，写自个儿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耽误了多少年。”他把信封放回桌上，“写得多了，就不好写了。”
王简明白他的意思。不是写得多了题材就枯了，是写得多了编辑就疲了。一样的故事看几十遍，谁都得疲。
返城知青五十万，提起笔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那苦是独一份的，可落到纸面上，苦和苦长得都差不多。
北大荒的雪跟黄土高坡的土，说到底，都是把人埋了五年的东西。
“我这个，不太一样。”王简说。
老编辑抬起眼看了他一眼。“每个来投稿的都这么说。”
他没再说什么，拿起桌上的小刀裁信封。
动作很慢，沿着封口裁得整整齐齐，不像拆稿子，倒像做一件得耐着性子的小活计。
稿子抽出来，摊在桌上。报表纸裁的，背面有淡淡的表格线。字是圆珠笔写的，工整，一笔一划都老老实实。
老编辑把老花镜戴上，低下头。头一页，目光落在开头第一行，脸上没表情。翻到第二页，不快不慢。
第三页的时候，他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很短的一下，要不是王简一直盯着，压根儿注意不到。
第四页。第五页。老编辑的阅读速度慢下来了，不是看不进去的那种慢，是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的那种慢。
红毛笔搁桌上再没拿起来，搪瓷缸子里的茶凉了也没喝，左手压着稿纸边，拇指无意识地在纸角上搓。
办公室里就剩翻纸的声儿。年轻女编辑在拆信，男编辑在往稿件上盖收稿章，铁皮柜那边暖气管子偶尔咕噜响一下。
翻到第二十二页，老编辑停住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看着王简。“后面的呢？”
“这是头一部分，十二万字。”
“后面的写了？”
“没写。”王简说，其实是写了，在脑子里。
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对话，全在。
可他不能说。
一个头一回投稿的临时工，说自己脑子里装着几十万字，没人会信。
老编辑把稿子理齐，重新放回信封里。没封口，敞着搁在桌上。“你叫什么？”
“王简。”
“哪个单位的？”
“第六机械厂。临时工。”
老编辑的手顿了一下。
他看了看王简那双手——搁膝盖上的手，掌心的血痂刚掉，新肉是浅粉色的，手指头上还有没洗干净的圆珠笔墨，指甲缝里嵌着铁锈，是白天搬铁料留下的，洗不掉。
“知青？”
“嗯。黑龙江，五年。”
老编辑没再问。他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发现茶凉了，又搁下。
从桌上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带过滤嘴的，烟纸卷得紧实。划火柴点上，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散出来。
“稿子留这儿。一个礼拜以后来听消息。”
他说完就把烟叼嘴里，重新拿起红毛笔，低头看之前批了一半的那份稿件去了。
笔尖落到纸上，动作跟先前一样，不快，但稳当。
王简站起来。走到门口，老编辑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
“小伙子。”
王简回头。老编辑没抬头，红毛笔还在纸上走，声音混在烟雾里头，闷闷的。“下回来的时候，穿厚点儿。”
王简下了楼，推开门，十一月的太阳晃了一下眼。
胡同里那修鞋老头还在，叮叮当当的声儿没停。
墙头枯草叫风吹得伏下去又立起来。
他把车锁打开，推着车出了胡同口。
棉袄内兜空了，十二万字留在了那间堆满稿件的办公室里，跟无数个信封摞在一块儿。
一个礼拜，七天。
王简骑上车往城东蹬。车把上的红塑料皮在风里抖，坐垫上的碎花布套叫屁股压得起了褶。
他弓着背顶风骑，冷风从领口灌进去，棉袄叫吹得鼓起来。他没觉着冷，掌心是热的。
一个礼拜。他在心里把那俩字又过了一遍。
头一天，星期一。
王简照常上班，搬铁料扛圆钢。刘健刚蹲切割机旁边抽烟，跟他说这个月厂里可能要进一批新设备。
王简听着应着，铁料一根一根搬过去，尺寸分好码整齐。
下班回家吃了两碗白菜炖粉条，然后开台灯，没写新的，把《血色浪漫》后头的情节在笔记本上列了几页提纲。
第二天，星期二。
车间暖气管道坏了，厂房里跟冰窖似的。
王简搬了一上午铁料，手指头冻得攥不拢，中午吃饭捧着铝饭盒暖手。
老刘说你这几天话少，王简说天冷冻得不想张嘴，老刘信了。
第三天，星期三。
李秀英晚饭多炒了个鸡蛋，拨到王简碗里。她说街道办有个同事家孩子也在写东西，写了两年了，一个字没发出来。
说完看了王简一眼。王简把鸡蛋吃了，没接话。王小雨在桌子底下踢了她妈一脚。
第四天，星期四。
下班回来，刘婶在走廊里择菜，跟他说今儿有他的信。王简心跳了一下。
信是黑龙江插队时一个老哥们写来的，问他在京城安置得咋样。他把信看完折好，夹进笔记本里。
晚上开台灯，接着列提纲，列了满满五页。
第五天，星期五。
厂里发工资，王简刚来，只发了十块，李秀英接过钱啥也没说，晚饭时候往他碗里埋了两片肉。
第六天，星期六。王简把稿子的后半部分动笔写了。
不是等消息等得心焦——是他忽然想明白了一桩事：不管《人民文学》用不用这篇稿子，他都得接着写。
用，接着写；不用，也接着写。不是为了一本杂志，是因为他脑子里那些故事，不会自个儿走到纸上来。
台灯亮到凌晨两点，写满了十页报表纸。
第七天，星期天。
王简天没亮就醒了。他躺床上，听着上铺王小雨匀匀的呼吸，听着外间王建国的鼾声和李秀英偶尔翻身的动静。
天花板上墙皮鼓了个包，裂缝从鼓包边儿上蔓开，跟一张干涸的河床似的。他盯着那块墙皮看了很久。
天亮了，他起来洗了把脸。水房的凉水激在脸上，毛孔猛地一缩，脑子里的困劲儿全散了。镜子里的脸——瘦，颧骨高，下巴冒一层青胡茬，没刮。
回屋，李秀英已经把早饭端上桌了。
棒子面粥，窝头。
王简坐下喝粥，比平时喝得慢，李秀英看了他一眼，没问。王小雨想问，叫李秀英一个眼神给按住了。
吃完饭，王简换了件干净褂子，棉袄还是那件，袖口露着棉絮，肩膀上的铁锈印子洗过了，还留着淡淡一道黄。他把棉袄穿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
“我出去一趟。”
李秀英在灶台边转过身。“中午回来吃不？”
“不一定。”
“锅里有窝头，带俩。”
王简拿了两个窝头，用报纸包了揣兜里。
推门出去的时候，听见王小雨在后头小声说了句“哥，指定行”。
他没回头，在走廊里摆了摆手。
走廊尽头，十一月的太阳光从水房窗户照进来，落地上薄薄一层。
王简踩过那片光，推开筒子楼的门。
冷风迎面扑过来，他缩了缩脖子，把手往袖子里一拢，走进了京城灰蒙蒙的早晨。
东四八条五十二号的门还关着，传达室老头在抽着烟，嘴里哼着几句不知名的京剧。
王简在门口站住。棉袄内兜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心跳隔着棉袄、隔着褂子、隔着肋骨，一下一下敲着。
他推开门，木头楼梯还是吱呀作响，每一级都响。
他往上走，脚步声在窄窄的楼道里回荡，像是有人跟在后头。
左手第二个门，磨砂玻璃上那三个红字。
王简抬手，敲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