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矿泉水瓶放在桌上，“这次围读就一个目的——从头到尾过一遍剧本，听节奏，找问题。每个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不一样，今天就是把不一样的东西摊开来，看看哪些能统一，哪些要保留分歧。”
李从喜摘下老花镜。张宇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四个主要人物，”胡波翻开剧本，同时也给其他剧组的人介绍。
“韦布，高中生。顾寻。
于城，中年混混。由张宇出演。
黄玲，韦布的同班同学。王玉文。
王金，退休老人。赵从喜。
四条故事线在同一天里交错，每个人都因为不同原因往满洲里去。不是冒险故事，不是公路片，是一部关于人为什么‘还在走’的电影。”
他顿了顿。
“从第一场开始。韦布在学校走廊。顾寻。”
第一场很短。韦布在走廊被训导主任拦住——他又打架了，书包上还沾着灰。
训导主任的台词由胡波自己代念，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的疲惫。顾寻念韦布的台词，只有三句，每句都不超过五个字。
“我没打架。”
“是他先动的手。”
“随便。”
三句话，声音都不高。第一句带着一点不耐烦，第二句像在陈述一个没人会信的事实，第三句的时候连不耐烦都没了——不是认错，是算了。
李从喜在听到第三句的时候，铅笔停了一下。张宇没有任何表示，但他的目光在顾寻身上多停了一秒。
“继续，”胡波在剧本上划了一道，“第二场。”
围读继续往下走。不是只有韦布的戏。
于城的戏、王金的戏、黄玲的戏，一场接一场，每个人念的时候都带着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李从喜把王金演得慢吞吞的，像走不动了但还撑着。
张宇念于城时声音压得很低——那种低不是刻意的，是一个混了多年社会的人养出来的习惯。
轮到黄玲的戏时，王玉文把剧本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那是学校办公室的一场戏。黄玲被班主任叫去谈话，问她和一个男老师的事情。
王玉文念黄玲的台词时，声音很轻，是那种被暴露在人前之后、整个人往后退的轻。
她念到一句“我没说出去”的时候，声音忽然僵住了——不是刻意的停顿，是那种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僵。
朱颜曼滋放下手里的荧光笔，看着王玉文。
“停。”胡波说。
他站起来，给王玉文倒了一杯热水。王玉文接过去，说了声“没事”，喝了口水，又低下头继续翻剧本。
“王玉文，这场戏的情绪是对的，”胡波翻了一页，“但刚才那句‘我没说出去’，不用那么收着。黄玲说这四个字的时候，不是在跟班主任解释，她是在跟自己说——她在确认这件事不是自己说出去的。他在疑惑，在害怕，在羞愧，但同时也很坚定，唯一能坚定的事情，所以这四个字，应该是整场戏里她唯一真正有力量的一句话。不是喊，是笃定。你可以轻，但是一定要坚定。”
王玉文点点头，用荧光笔把那四个字划出来。
围读继续往下。
第十场是韦布和于城在台球厅的第一次碰面。
张宇念于城的台词时，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顾寻念韦布的台词，只有一句话——“我不走。”念完之后，他多停了一拍。
张宇的目光从剧本上抬起来。
“你为什么停？”
“我在想韦布或许想什么？他在想要不要打。”
“结论呢？”
“打不过。但打不过也不走。”
张宇看了他两秒，转头看胡波。
胡波在剧本上写了几笔，说：“就按这个来。张哥，你接台词的时候把节奏放慢，让他那个停顿充分展开。”
张宇在剧本上做了个记号。
围读进行到下午五点，胡波宣布休息十五分钟。
李从喜站起来活动筋骨，走到窗边看外面的街道。朱颜曼滋和王玉文跑出去买零食。周正非起身去倒热水，路过顾寻的时候停了一下。
“刚才张宇那句‘你瞅啥’念完，你先慢一点。新人对戏的时候容易被老演员压住，一压就往前赶，但你没有，胡波说的真对，你真是天才。”
顾寻没说话。
“那个停顿不是设计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周正非端着水杯走了两步，回头又补了一句，“张宇后来没说话，那就是认了。他这个人就这样，不说话比说话分量重。”
三点一刻，围读继续。
下半场的戏冲突更密集。
韦布和父亲在客厅里吵、于城和前妻在电话里撕、黄玲被全校议论、王金被儿子儿媳商量送养老院。
每个人的情绪都在往上推，胡波的指令越来越细。
张宇把一场电话戏的情绪变了三次，李从喜把一句“我不去”用了四种不同的语气去念。
到了黄玲在厕所里被同学指指点点的戏，王玉文念她的台词——没有台词。
这一整场戏都是旁白和环境描写，黄玲没有说话，她只是在厕所隔间里听着外面的人在议论她。
王玉文念旁白的时候声音很克制，像是在读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新闻。但读到“她听到自己的名字”这一句时，她的语速慢了半拍。就半拍。
胡波看着剧本，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保留。”
他没有解释保留什么。在场的人也没有问。
围读在傍晚八点结束。
胡波的剧本上已经记满了各种箭头和批注。他合上剧本，站起来：“明天上午去外景地走一遍，看看学校和火车站是什么样子，下午试一下衣服。”
散了场，李从喜把老花镜收进盒子里。张宇把剧本卷起来塞进包，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顾寻一眼，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朱颜曼滋拎着一袋零食跟在后面。王玉文收拾好东西站起来，发现顾寻还坐在座位上，翻到剧本最后一场，看那行舞台提示。
“他站在那里，风很大。他没有回头。”
他在那行字旁边写了一个字——等。
王玉文没有催他，自己先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顾寻一个人。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路灯亮了一排。
剧组去看外景地的那天上午，石家庄难得出了太阳。不是那种暖洋洋的太阳，是冬天特有的、白晃晃的、挂在天上像个装饰品的那种太阳。有光，没温度。
胡波带着摄影指导和周正非走在前面，后面跟着顾寻和王玉文等演员。他们沿着一条废弃的铁道走。
“就是这儿。”胡波停下来，指着铁道尽头的一座旧水塔。
水塔的红砖墙被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塔顶的铁梯锈掉了一半，另一半挂在半空中，风一吹就晃。
“剧本最后那场戏——韦布从公交车站走到铁道边，沿着铁轨一直走到水塔下面。他站在那里等天亮，等那辆去满洲里的车。”
摄影指导端着取景器在铁轨上来回走了几遍，蹲下来看了看水塔的角度，又站起来看了看铁道延伸的方向，点了点头。周正非拿着卷尺量铁轨的宽度，嘴里念叨着机位和轨道车的尺寸。
顾寻站在胡波旁边，看那座水塔。
上辈子他在电影里见过这个场景——灰扑扑的天，锈迹斑斑的铁轨，一座孤零零的水塔。
韦布站在那里，缩着肩膀，手插在兜里，等一辆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那个画面在他脑子里住了很久。现在他站在这里，不是银幕前面，是镜头前面。
“你在想什么。”胡波看他，特别坚定地问道。
顾寻看着水塔。风吹过来，把铁轨上的枯草吹得簌簌响。他说：“在想韦布站在这里的时候，冷不冷。”
“肯定冷。但他不会说。”胡波把遮住脸的头发拢到耳后，“他想要的就在天亮。”
胡波蹲在水塔下面，用手摸了摸红砖墙上的一块苔藓。干枯的苔藓在他手指下碎成粉末。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周正非说：“这场戏用自然光。就要那种——什么都是灰的，只有远处有一点亮的感觉。那是韦布唯一看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