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林越到日本已是第四个年头。
日子不算长，但变化足够大。大到他有时候早上坐在廊下喝茶，看着远处的富士山，会想起刚登陆九州那会儿——滩头的炮火、福冈的城门、大阪的街巷、东京皇居里的那杯茶。那时候日本是什么样子？田荒着，厂停着，街上的人走路低着头，儿童的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现在呢？他不需要看什么统计报告，光是从别墅门口的那条路走一段就看得出来。
路是前年铺的碎石路，压实了，两边种着樱花树，是林业队从京都移来的。花开的时候从坡上一路看下去，粉白色的花带顺着公路弯弯曲曲延伸到湖边。花谢了，叶子绿得发亮，到了秋天转成暗红色，再往后叶子落了，光秃秃的枝桠上又会堆一层雪。一年四季，路上总有人走，有骑车的，有推车的，有背着书包的小孩，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牵着牛下地的农户，有挑着担子去赶集的货郎。
那天早上林越出门，在山田的记事本上翻到一个安排，说东京有几所中小学联合写了一封信，想请他去做一次“课外辅导员”。山田念到“课外辅导员”几个字的时候自己先笑了：“林爷，这帮孩子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这个称呼，说要请您去给他们讲讲中国的事。”
林越把信接过来看了看。信纸上有好几种笔迹，明显是不同孩子写的。有的字方方正正，有的歪歪扭扭，有的把“林爷爷”三个字写成了“林耶耶”，旁边用橡皮擦过，又重新描了一遍。信末签了二十多个名字，有男孩有女孩，年纪不一，最后一个签名后面还画了一朵小花。
“去吧。”林越把信还给山田。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东京一所普通小学。校门口站着几个老师，还有两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一人手里捧着一条红绸带，看到他下车，两人小跑过来把红绸带往他胳膊上系，手有点抖，系了两次才系好，系完就往后一退，弯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跑回校门后面，探出半个脑袋来看。
教室不大，桌椅都是新的。三十几个孩子坐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课本和毛笔字帖。林越进门的时候他们全体起立，齐刷刷喊了一声“林爷爷好”，嗓门大得窗外树上的鸟都扑棱棱飞走了。有个男孩喊快了，把“爷爷”喊成了“耶耶”，旁边的同桌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他吐了吐舌头，赶紧站直。
校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说这堂课是“课外交流”，请林爷爷讲讲中国的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问。
第一个举手的还是那个喊“耶耶”的男孩，他站起来，声音洪亮：“林爷爷，中国有多大？”
林越想了想：“你从东京走到长崎，再从长崎走到北海道，来回走几趟吧。”
男孩眨了眨眼：“那走一趟要多久？”
“看你走多快。”
旁边另一个男孩插嘴：“我叔叔在农机铺干活，说中国那边买了很多日本的拖拉机。林爷爷，中国人都用上拖拉机了吗？”
“有的地方用了，有的地方还在用牛。”
“那他们吃得上饭吗？”
“吃得比几年前好多了。”
一个扎辫子的女孩举手，站起来问：“林爷爷，我爸爸说以前日本兵在中国做了坏事。是真的吗？”
教室里静了一瞬。几个老师面露紧张，校长想开口圆场。林越看了那个女孩一眼，点了点头：“是真的。”
女孩低头想了一会儿，又问：“那他们现在还会做坏事吗？”
“你看现在还有人上街打枪吗？”
女孩摇了摇头。
“那就行了。”
女孩似懂非懂地坐下了。旁边一个男孩悄悄在本子上写了什么，被同桌凑过去看了一眼，两个人小声议论了两句，又赶紧坐直。
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围过来，有的拿着字帖请他看，有的把折好的纸鹤塞给他，有的问他会不会写毛笔字。那个喊“耶耶”的男孩从书包里翻出一个木雕的小人递过来，说是他爸爸用工匠园区的边角料刻的，刻的是一个穿长衫的人。木雕的刀工不算精细，但眉眼勉强能认出是在笑。
林越把木雕收进口袋，对那男孩说：“刻得挺好，回去告诉你爸。”
男孩咧着嘴笑，回头冲同伴比了个手势。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天还亮着。车沿着东京的街道往城外开，林越透过车窗看路边的景象——菜市场门口摆着新到的青菜和鸡蛋，搪瓷盆和铁锅摆了一排，有个老太太蹲在摊位前面挑盆，翻过来看了盆底又翻回去看釉面。旁边是一家刚开张的小饭馆，门口挂着新写的木牌，上面写着“今日特供：相扑火锅”。再往前是一家裁缝铺，橱窗里挂着几件新做的和服和几件改良的中式短衫，有个年轻女人站在里面跟裁缝比划袖子的长短。
车拐上往富士山方向的公路时，路边是一片麦田，麦子正在灌浆，绿油油的连着天边。几台红色的拖拉机停在田边，车斗里装着化肥和种子。田埂上坐着一个人，蹲在渠口边上放水，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缸里还冒着热气。
回到别墅的时候天快暗了。林越在廊下换了衣服，千代子端来新茶，樱子摆好花瓶，菜菜子去厨房准备晚饭，光子提着按摩油壶走过来，知子把外套收进衣帽间里挂好，舞子在池边练舞步，英子坐在偏厅里哼歌，郁子在廊下织东西，芳子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
九个女人各忙各的，偶尔互相交换一两句话，不外乎是“茶够不够热”“花要不要换水”“晚上吃什么”之类，语气里没有早年间那种夹枪带棒的火药味了。倒不是感情淡了，而是长年累月待在一个屋檐下，各自的性子都磨圆了些。千代子还是爱管茶，樱子还是爱插花，菜菜子还是爱做饭，光子还是爱按摩，知子还是爱收拾衣服，舞子还是爱跳舞，英子还是爱唱歌，郁子还是爱织东西，芳子还是爱端着温水转来转去。各人有各人的事，各人有各人的位置，争还是要争的，但争得没那么紧了。
那天晚上吃过饭，山田从东京回来，在廊下翻着记事本汇报当天的事务。念到最后一条的时候他合上本子，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来，递到林越面前。
“林爷，这是东京那边几个新贵族牵头送来的，说想在日本各地给您立碑。方案他们拟了三份，一份是在东京市中心立铜像，一份是在富士山脚下修生祠，还有一份是在您当年登陆九州的地方建纪念碑。三份方案都附了预算和选址，说是想让后世子孙记得您做的事。”
林越接过那份材料翻了翻。铜像方案画了一张草图，底座上刻着“和平之父”四个字；生祠方案连祠堂的样式都画好了，飞檐斗拱，三进院落；九州纪念碑的方案附了一张地图，标了具体位置，还列了铭文草稿，开篇第一句是“林越先生东渡以来……”
他把材料合上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立碑干嘛？我还没死呢。”
山田把话转达回去之后，牵头的几个人商量了一轮，又送了一份新方案来。这次改成了“生祠”，说是在富士山脚下修一间小祠堂，里面挂画像、摆牌位，逢年过节有人去上香。方案比上次简化了些，但该有的细节一样不少。
林越看完之后把材料递给山田：“更不行，折寿。”
山田又把话转达回去。这回牵头的几个人终于消停了，但他们没有彻底放弃。过了半个月，山田从东京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封信，说是富士山脚下几个村子的村长联名写的。信不长，大意是说：林爷不让立碑，也不让修祠，那我们就种一片林子吧。樱花开的时候好看，谢了还能结果，果子虽然不好吃，但鸟能吃。树在，人也在，比碑和祠都好。信末附了一张手绘的图，标了那片坡地的位置和范围，旁边用毛笔写了一行字——“林越林”。
林越看完信，把信递给山田收好。过了两天，他跟山田说去那片坡地看看。
那天下午他去了。坡地上已经种下了树苗，一排一排的，间距均匀，枝干用草绳缠着防冻。树苗还小，最高的不过齐腰，但根已经扎稳了，叶片在风里轻轻摇晃。坡脚下那块矮石碑立在那里，字是阴刻的，没有描红，碑面上沾着泥土和草屑，看得出有人常来摸。旁边有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坡脚弯弯曲曲通到坡顶，路边种了几丛矮竹，竹叶青翠。
林越沿着小路走到坡顶，站在那块留出来的空地中间，转身往南看。湖面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几只白鹭从水面上飞起来，排成一列往远处去了。山风从背后吹过来，把衣摆吹得猎猎作响。
千代子站在他侧后方，端着茶壶没有倒，只是安静地等着。樱子蹲在路边剪了一枝新发的樱花枝，插进随身带的小瓶里。菜菜子从篮子里掏出几个铜锣烧，分给跟在后面的几个人。光子和知子站在石碑旁边看了看，光子摸了摸碑面上刻的字，知子弯腰把碑脚边的杂草拔了两根。舞子站在空地上转了一圈，裙摆旋开又落下。英子哼了一段调子，没有歌词，只是随口的哼唱，被风吹散了又接上。郁子站在坡脚仰头看着那片小树，手指在袖口里轻轻绞着。芳子拎着药箱站在最边上，看着远处湖面上的白鹭，表情平淡。
山田站在坡下，等林越走下来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林爷，东京那边又有人送信来，说想请您去参加新医院的落成典礼。另外，中国那边的农业考察团下个月要过来，说是想看看这边的农机推广情况，顺便谈下一批粮食采购的合同。”
林越从坡顶走下来，经过石碑的时候脚步没停，但偏头看了一眼。他走到车边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坡地和坡上的树苗，然后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山田坐在副驾驶座上翻着本子，念了几条当天的事务，念到最后他合上本子，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林爷，您打算一直住日本吗？”
车窗外暮色渐沉，富士山的轮廓在暗下来的天光里变成一道深灰色的剪影。林越靠在椅背上，想了几秒。
“不一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山田点了点头，把本子收好，没有追问。车继续往前开，拐上湖边公路的时候，路灯亮起来了，一盏一盏往后掠过，把路面照成暖黄色。远处村子里的人家已经点上了灯，炊烟从屋顶升起来，被晚风拉长，慢慢散进暮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