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访日的消息见报之后，富士山别墅门口的电报突然多了起来。
起初是三三两两的询问信，后来变成了一摞一摞的申请函。山田每天早上都要抱着一沓信封从东京赶回来，在廊下整理分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中国、苏联、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各国外交部和主流报社的盖章信封摞在一起，堆了小半张矮桌。
山田蹲在廊下翻着那些信件，声音里带着苦笑：“林爷，光是英国那边就有五家报社申请。法国三家，德国两家，中国那边说想派一个联合采访组来。苏联也来了一封，措辞很正式。”
“让他们来。”林越正在池边看锦鲤，“人多热闹。分批接待，别挤在一块。”
山田应了一声，开始回信安排档期。第一批到达的记者团由十二人组成，分别来自八家报社和两家通讯社。他们在东京会合，由山田安排车辆统一带到富士山脚下。
记者团到达那天天气不错。一辆中巴车停在别墅门外的碎石路上，车门拉开之后，先下来的是一个扛着相机的瘦高个，闪光灯和镜头在他身上挂着叮当作响。后面跟着的几个人陆续下车，有人手里拿着笔记本，有人在看手表，有人在揉肩膀——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东京转了一圈才过来。
山田站在门口迎他们进院子。穿过廊下的时候，几个记者明显放慢了脚步，有人举起相机想拍院子和远处的富士山，被山田伸手挡了一下：“里面再拍，现在先走。”
正厅里摆了长桌和椅子，千代子端了茶上来，放在每人手边。十二个人坐下之后互相看了看，茶是刚沏的，杯沿冒着白气，桌角放着一瓶插好的花，花瓣上还带着水珠。有记者端起茶杯看了一眼又放下了，有人真的喝了一口然后点了点头。
林越从侧门进来的时候，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个女记者先站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一半。林越摆了摆手让他们坐下，自己在长桌主位坐了下来。
第一个提问的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是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时声音不高但清晰：“林先生，我们来之前看了很多关于日本的资料。您能简单描述一下，这几年的日本跟战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街上有人了。”林越说，“战前街上也有人，但那是当兵的。现在是做生意的、买菜的、上学的、看病的。”
圆框眼镜记者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旁边的法国记者紧接着问道：“在您看来，这种转变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人得有事做。”林越说，“过去十几年日本人在做的事是打仗。你把仗停了，不给他们别的事做，他们就会发慌。给他们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工厂干活、让他们学一门手艺，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另一个记者接着问：“您说的‘给’和‘让’，在具体执行上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所知，战后的日本资源匮乏、工厂停产、劳动力闲置。”
“先从小事做起。”林越说，“最开始做的不是建工厂，是修路。老百姓看到路修好了、水渠通了，就会相信你能做更大的事。然后再给他们种子和农具，让他们自己种。等他们种出粮食来了，再告诉他们可以把粮食换成别的——锅碗瓢盆也好、衣服鞋子也好。一步步来，急不得。”
一个年轻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写满了大半页纸。
提问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内容从经济到教育到医疗，从工匠大赛到艺伎大赛再到相扑大赛。德国记者问了一句“这些比赛对重建有什么帮助”，林越靠在椅背上想了想才回答：“比赛让人有奔头。赢了的得工具得名声，输了的回去练。技术在比赛里切磋出来的，比上课快。”
坐在角落的中国记者一直没有开口。他在本子上写了又划掉，最后终于举了一下手：“林先生，我想问一个可能有些私人化的问题——您当初来到日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待这么久？”
林越看了他一眼：“没想过长短，只想过把该做的事做完。”
中国记者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环视了一圈正厅的陈设，问道：“这里的日常事务是由谁来安排的？”
林越朝侧后方抬了抬下巴：“他安排的。”
大家顺着他目光看过去——天皇正站在侧门边，手里端着一只茶盘，盘上放着几只空茶杯，大概是等会儿要换的。他的站姿很自然，肩膀松着，目光落在茶盘边沿，像是在等下一个指令。穿了件浅灰色的和服，腰间系着深色腰带，跟整个屋子里的气氛融为一体。
正厅里安静了两秒。然后快门声响起来了。
最先按下快门的是那个扛相机的瘦高个，紧接着是三四个不同的角度。闪光灯在木墙和纸门之间弹来弹去，把厅里的光影切成了碎片。天皇没有躲，也没有摆出任何刻意的姿态，他甚至没有抬头去看镜头的方向，只是站在原地，像一棵在风里站惯了的树。
最后几张照片拍完，闪光灯停了，正厅重新安静下来。天皇端着茶盘轻轻带上门出去了，脚步声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那一整页照片后来被多家报纸同时刊出。不同角度、不同构图，但同一张脸——穿着和服的日本天皇，端着一只茶盘站在侧门边，姿态平常得像任何一个出现在日常场景中的人。文字说明写得很克制，但图片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报道刊发之后的那个月，富士山别墅收到的信比以前更多了。写信来的有普通民众也有研究机构的学者，内容五花八门——有人问农业技术细节，有人想了解大学课程设置，有人问工匠大赛的评选标准能不能参考采用。山田每天傍晚在廊下拆信读信，拆到第三封的时候抬头问了一句：“林爷，这些信怎么回？”
“挑正经的回复，其他的一律先收着。”
山田继续拆信。又拆了几封，他忽然停下来：“林爷，有一篇报道我觉得您应该看看。”
他递过来一张从法国报纸上剪下来的纸页，边角剪得有些毛糙。文章篇幅不长，标题被翻译成了中文，写着——“远东的新秩序，正在富士山脚下成型”。正文里有一句话被山田用铅笔轻轻划了出来：“他不是征服者，他是重建者。他改变了战争的终局方式。”
林越接过剪报看了两眼，放下，又拿起来看了一眼，把剪报折好放进信封里递给山田，让他收起来。那张剪报后来被夹在一本书里，书放在壁柜中层的格子上，和其他几样杂物挨在一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林越没有再提起过那个称呼，只在某个傍晚路过那扇敞开的窗时朝外看了一眼，远处的富士山在暮色中泛着暗紫色的轮廓，山间的云层正在逐渐散开，露出山脊线上最后一道残雪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