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富走到办公桌前，开始收拾东西。
他的动作比沙瑞金快得多，几乎是机械性的，把私人物品扔进纸箱，把文件整理好放在一边，把书架上的书分类，该留的留，该带的带。
不到一个小时，就收拾完了。
纸箱不大，装的东西也不多，几本书，一个相框，一个茶杯，几支笔，还有一些零碎的小物件。
他抱起纸箱，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办公室。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墙上的国徽在光线下闪闪发亮，庄严而肃穆。
他想起一年前搬进来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也是这样的国徽。
当时他站在国徽下，暗暗发誓，要做一个好官，一个清官，一个对得起这枚国徽的官。
一年过去了。
他做到了吗？
田国富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抱着纸箱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没有人，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回荡。
电梯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
田国富走进去，转身，看着电梯门缓缓关闭。
门缝里，他最后看了一眼这条熟悉的走廊，红色的地毯，米色的墙壁，两侧办公室紧闭的门。
然后，门完全合上了。
电梯开始下行。
消息传到祁同伟耳朵里时，他正在军区会议室里主持一个关于“军地协作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题会议。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个人，有军区的领导，有省公安厅的干部，有政法委的同志。祁同伟坐在主位，手里拿着一份汇报材料，正在听省公安厅的同志发言。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两下。
他本来不想理，但震动很急，连续不断。他皱了皱眉，掏出来看了一眼，是林伟东发来的信息。
只有一行字：“文件到了。沙调走，田撤职。”
祁同伟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一下，两下。
很轻的动作，几乎没人注意到。
但他自己知道，这两下敲击，是他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式，就像很多年前在重案组时，每次遇到重大突破，他都会用这种方式平复心情。
“继续。”他对正在发言的公安厅同志说。
会议继续。
但祁同伟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想了很多，想沙瑞金现在的心情，想田国富的下场，想这件事带来的连锁反应，想接下来汉东的政局会怎么变……
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依然认真地听着汇报，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偶尔提出问题。
一个小时后，会议结束。
祁同伟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参会人员多聊几句，而是直接回了办公室。
关上门，反锁，然后走到窗前，靠在窗台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不是得意，不是兴奋。
而是一种持续绷了几个月后，突然松懈下来的虚脱感。
就像一个人长时间举着重物，手臂已经麻木，肌肉已经僵硬，突然把重物放下时，那种酸软，那种无力，那种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空洞。
他站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开始暗下来。
然后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给高育良发了条信息：
“老师，沙瑞金要走了，田国富被查。”
信息发出去后，他等了几分钟。
高育良回得很快，只有六个字：
“别高兴太早，听后续安排。”
祁同伟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
别高兴太早。
什么意思？是提醒他事情还没完？还是说，沙瑞金和田国富的倒台，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更大的风暴？
听后续安排。
谁安排？安排什么？
祁同伟心里忽然冒出一丝不安。
那种不安很模糊，说不清具体是什么，但就像水底的一个暗涌，表面平静，底下却在剧烈搅动。
他想起苏振华之前说的话：“同伟，你这次能把田国富和沙瑞金扳倒，已经是极限了。再往下挖，挖出来的可能不是真相，而是……我们承受不起的东西。”
他还想起林伟东说的：“京城那根线，现在还不能扯出来。那条大蛇，等时机成熟了再打七寸。”
现在，田国富倒了，沙瑞金走了。
但山水庄园还在，高明盛还在，京城那根线还在。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祁同伟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打开柜门。
最底层，放着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是李彪的口供原件，还有那两页被抽出来的材料，上面写着京城投资公司背后真正受益人的名字。
他拿出牛皮纸袋，在手里掂了掂。
很轻，但很重。
轻的是重量，重的是分量。
他知道，只要他把这个袋子递上去，把里面的名字公开，事情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一个可能无法控制，无法预测的方向。
但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就像高育良说的，要“听后续安排”。
就像林伟东说的，要“等时机成熟”。
他把牛皮纸袋重新放回保险柜，关上柜门，锁好。
然后走回窗前。
窗外的城市已经亮起了灯，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像一片倒悬的星空。
祁同伟站在黑暗中，看着这片灯火。
他知道，在这片灯火的某个角落，沙瑞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田国富正在接受审查，前途未卜。
高明盛可能还在山水庄园里，举杯庆祝又一次逃过一劫。
京城那边，那些看不见的手，可能正在重新布局，准备下一场博弈。
而他自己，站在这里，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
往前一步，可能是光明。
也可能是更深的黑暗。
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从那个周一早晨推开办公室门，发现那个灰色文件袋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现在，这条路才刚走完第一段。
后面还有更长的路，更险的坡，更深的夜。
但他必须走下去。
因为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有些路，总得有人去走。
窗外，夜风吹过，带着秋日的凉意。
祁同伟关上了窗。
另一边。
田国富的办公室，彻底空了。
三个纸箱摞在墙角，被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像三具沉默的棺材。
纸箱侧面上用黑色记号笔潦草地写着字——“人事”“机要”“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