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祁同伟还握着话筒，半天没放下。
脸上的笑容藏不住，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办公室里没人，王启明下午去部里开会了，马小军不知道溜哪儿去了，所以他也不用掩饰。
高老师要来北京了！
而且是来中央党校学习！
祁同伟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还是压不住心里的高兴。
他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觉得连知了的叫声都好听了不少。
上一世，他和高育良的关系，不仅仅是师生，是上下级，是提携者与被提携者。
更是情同父子。
高育良对他一直不错。
从大学开始，自己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后，高育良会隔三差五找他吃饭、聊天。
有时候聊学问，有时候聊人生，有时候什么也不聊，就是安静地喝杯茶。
那种感觉，像忘年交，又像父子。
高育良会关心他论文写得怎么样，会提醒他注意身体，会在他迷茫的时候给他指点方向，不是以领导的身份，是以长辈的身份。
所以，当听到高育良要来北京学习三个月，祁同伟是真的高兴，高兴能经常见到高老师，高兴能多跟高老师请教，高兴能……多尽尽孝心。
对，就是孝心。
在他心里，高育良和赵明德一样，都是他敬重的长辈。
兴奋劲儿过去，祁同伟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坐回桌前，翻开日历，1996年7月20日，星期六。
高老师下周六到。
然后，他的手指在日历上往后划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是10月。
祁同伟脑中闪过上一世的记忆，高育良在中央党校进修结束后，调入政坛，正式踏入仕途快车道。
按照历史，应该是这样。
但这一世……
祁同伟忽然想起，前几天在资料室看到的一份内部简报。
简报里提到，中央正在研究干部交流制度，可能要有大动作。
其中特别提到，要“选拔一批有理论功底、有国际视野的年轻干部，充实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
高育良是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理论功底扎实；又经常参与省委政策研究，对地方工作熟悉；而且，他这几年在北京学习、开会，眼界也开阔了。
这样的条件，不正符合中央的要求吗？
难道……
祁同伟的心跳快了一拍。
难道高老师这次进修结束后，不只是那么简单？
他深吸一口气，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管怎么样，那是高老师的事。
他能做的，就是等高老师来了，好好陪陪他，好好照顾他。
至于其他……等高老师自己说吧。
祁同伟重新拿起笔，但这次不是改报告，而是列清单。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
接站准备：
周六下午提前一小时到北京站，查好车次、站台。
带把伞，万一下雨。
准备一瓶水，高老师路上渴了可以喝。
问问党校宿舍条件，不行就在附近找房子
见面安排：
接到后先送党校报到
晚上请高老师吃饭，找个清静的地方，高老师不喜欢吵。
问问高老师需要什么，生活用品之类的我提前准备好
写到这里，祁同伟顿了顿，又加了一条：
4.准备点汉东的特产？高老师可能会想家。
写完了，他看着清单，自己都笑了。
怎么跟要接亲爹似的。
但笑着笑着，眼圈有点热。
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他好的人不多。
赵明德是一个，苏振华和林静是两个，苏婉清是一个，高育良也是一个。
这些人，他都要好好珍惜。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桌面上投下温暖的光晕。
祁同伟合上笔记本，站起身。
离下周六还有七天。
他得抓紧把报告写完，把工作安排好，这样周末才能安心去接高老师。
想到这里，他又充满了干劲儿。
重新坐回桌前，翻开报告，拿起笔。
这一次，思路格外清晰。
因为心里有盼头了。
盼着下周六下午三点，在北京站，见到那个温文尔雅、待他如子的高老师。
祁同伟笑了笑，低头继续工作。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但心里，是暖的。
星期六。
祁同伟不到十一点就出门了。
早上他特意把军装仔细熨了一遍，但最后还是换上了便装：白衬衫，藏青色长裤，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镜子里的年轻人，眼神明亮，精神饱满，只是嘴角藏着一丝按捺不住的期待。
临出门前，他检查了三遍布袋里的东西：一把折叠伞、一瓶矿泉水、一包纸巾、一袋水果、还有几块独立包装的绿豆糕，路上万一饿了可以垫垫，高老师有高血糖的老毛病，他特意买的无糖的。
坐上开往北京站的公交车时，祁同伟看了看表：十一点十五分。
高老师那趟t12次列车，下午三点才到站。
但他不觉得早。
真的不觉得。
车窗外的北京城在夏日阳光下闪闪发光。
祁同伟靠在座椅上，思绪飘回了汉东大学。
多年前的那个秋天，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汉东大学政法系。
那时的他还是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说话带着乡音，看什么都新鲜，又看什么都怯生生的。
第一天报到，就是高育良接待的他。
记得那天，高老师穿着浅灰色的夹克，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报到处的桌子后面抬起头，温和地问：“祁同伟同学？”
“是……是我。”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高育良看了看他的档案，又看了看他，笑了。
那笑容，让他永远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