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江之后，队伍走了三天。
白天赶路，晚上找地方歇脚。朝鲜北部的山比国内更陡，沟更深，路窄得只能走一个人。路两边是烧焦的树干和炸塌的石头，偶尔能看见路边的沟里倒着没人管的牲口，冻得硬邦邦的，上面落了一层雪。天冷得厉害，说话呼出来的气直接凝成白雾，粘在眉毛上。贾东旭把厚棉袄穿上，帽子也换成了带护耳的棉帽，但耳朵还是冻得发疼。
第二天傍晚，队伍在一个山沟里停下来。沟口有哨兵，穿着志愿军的灰布军装，脸冻得发紫，手里的枪抱在怀里。周队长上去说了几句，哨兵往里头打了个手势，队伍继续往里走。沟里宽了一些，有几间朝鲜老百姓的土坯房，房顶被炸塌了半边，但还能住人。军械所就设在这里。
说是军械所，其实就是两间土坯房和沟口一片露天的场地。土坯房里搁着几张条桌，上面堆着拆散的枪机和零件。露天的场地上码着几十支打坏的枪，有的枪管弯了，有的机匣裂了，有的枪托碎了，堆得跟小山似的。旁边还有一个用石头垒的简易炉子，是复装子弹用的。
军械所的负责人姓陈，三十来岁，山东人，脸黑得像炭，手上全是老茧。他看了周队长的介绍信，又看了看队伍里的人，点了点头：“可算来人了。这边活儿堆成山，枪修不过来，前头催了好几回。”
周队长把三个组的人分了一下。步枪组留下来，跟着陈所长修枪。火炮组去了另一个山沟，那边有个炮修点。弹药组留在原地，负责复装子弹。贾东旭是步枪组的，他把包袱搁在土坯房的角落里，蹲在那一堆坏枪前面看了一遍。有的是枪管炸了膛，得换枪管；有的是机匣变形，得敲回来重新铣；有的是枪机卡死，得拆开清洗。几十支枪，没有重样的，个个都得单独处理。
陈所长蹲在他旁边，递过来一支枪：“这支最麻烦。枪管弯了，弹头卡在膛里，打又打不响，退又退不出来。你看看有没有救。”
贾东旭接过枪翻来覆去看了一遍。枪管确实弯了，弹头卡在膛线里，拉壳钩也断了。他把枪搁在条桌上，拿起工具，开始拆。陈所长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见他手底下利索，拆枪跟拆玩具似的，没再说话，站起来去忙别的了。
贾东旭把那支枪拆开，把弯曲的枪管拿下来，搁在炉子上加热，等烧软了之后拿锤子慢慢敲直。敲直了再把弹头从膛里顶出来，换了一个拉壳钩，把枪重新装好。他压上一发子弹，对着沟壁上的土坡打了一枪。枪响了，弹壳跳出来，落在脚边。
陈所长听见枪响，从土坯房里出来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进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贾东旭每天蹲在土坯房的条桌前面修枪。修完一支，压上子弹试一枪，再修下一支。有时候一天能修三四支，有时候遇到复杂的，一天只修一支。他的手艺好，修出来的枪都能用，陈所长慢慢把最麻烦的活儿都推给他。修枪的空档，他还帮着弹药组看了看复装的工序。弹药组的几个人都是刚从各军工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手艺不差，但缺经验。贾东旭蹲在旁边看了半天，指出了几个问题——底火的压装偏了，发射药的装量不准，弹头的压合不紧。他拿卡尺量了几个数据给他们看，几个人点了点头，照着改。
军械所的日子苦。吃的是炒面，一把炒面一把雪，偶尔能喝上一碗热糊糊。住的是土坯房，地上铺着干草，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天冷，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棉袄棉裤都穿上，帽子也不摘，但还是冻得睡不着。贾东旭把从国内带来的厚棉被铺在干草上，裹着被子睡，比其他人强一些。
但活儿没停过。前线的仗打得紧，坏枪一车一车地往后方送，有时候一天就能送来几十支。贾东旭带着步枪组几个人日夜轮班，白天修，晚上也修，油灯不够用就拿松明子点着。手冻得握不住工具，就搁在炉子边上烤一烤，烤热了接着干。
有一天傍晚，陈所长从沟口回来，脸色不太好。他蹲在条桌边上，跟贾东旭说了一句：“前头又打起来了。长津湖那边，听说打得很凶。枪不够用，上面催着要。”
贾东旭把手里那支刚修好的枪搁在架子上，问了一句：“长津湖在哪儿？”
“东线。翻过几座山就到了。”陈所长说，“那边比咱们这儿更冷，零下三四十度。好多枪冻住了打不响。”
贾东旭蹲在条桌前面，没接话。他把手里的工具搁下，站起来走到沟口，往东边看了一眼。东边的山脊线上有火光，一闪一闪的，在夜色里很扎眼。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焦土和硝烟的味道。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土坯房，坐下来继续修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