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旭跟着那个年轻人穿过院子，走到一间屋子门口。年轻人轻轻叩了两下门，里头传出一个声音：“进来。”
他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一张旧书桌，几把椅子，桌上搁着几摞书和文件，旁边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水剩了半缸。靠墙一排书架，架上全是书，有的翻得卷了边。窗户开着半扇，透进来一点春日的阳光，照在地面上，把灰砖地照出一层暖色。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正低头看文件。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来。
贾东旭站在门口，看着那张脸。比从前老了一些，但眼睛还是亮的。他张了张嘴，嗓子有点紧，叫了一声：“伯伯。”
那人放下手里的文件，看了他两秒，然后笑了。那笑容不深，但真实，跟从前笑他“蹲傻了”的时候一模一样。
“东旭。”那人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长这么高了。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才这么高。”他拿手比了比胸口的位置。
“伯伯，我来看您了。”
“坐。”那人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自己坐回桌子后面，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你怎么来的？”
“从南锣鼓巷走过来的。不远。”
“一个人来的？”
“嗯。”
那人点了点头，又看了他一眼。贾东旭今天穿了一身干净的灰布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剪得短，脸上比从前长开了些，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他看着看着，忽然说了一句：“你瘦了。比从前瘦。”
“没瘦，长了。”
“长是长了，但脸上没肉。”那人端起缸子又喝了一口水，“那会儿你蹲在菜地边上拔草，拔得挺快。后来你走了，那片菜地没人管，荒了一阵子。”
贾东旭听着，鼻子有点酸。他想起从前蹲在菜地边上拔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扛着锄头走过来，蹲在他旁边，跟他一起拔。那人问他“小同志，哪部分的”，他说“抗大学员，贾东旭”。那人点了点头，说“拔草要拔根，留着根还长。打仗也一样”。
他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伯伯，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从抗大走了之后，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北平。一直在兵工厂工作。前阵子造了两款枪，送到部队去了。听说您看了，还回了信。”
“嗯。信收到了？”
“收到了。”贾东旭从怀里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搁在桌上，“我一直收着。”
那人看了一眼信封，没有拿起来。他靠在椅背上，看着贾东旭，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你造的那两款枪，我看了。好，很好。前线正缺这个。你这些年没白干。”
贾东旭低着头，没说话。
那人又问：“你家里怎么样？”
“都好。爹娘在，弟弟妹妹也在。去年娶了媳妇，昌平人，叫秦淮茹，人踏实，会过日子。”
“好。”那人点了点头，“成家了就好。有人照顾你，我也放心。”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放下，看着贾东旭。那目光跟从前一样，平静，温和，但能看透很多东西。
“东旭，我跟你说几句话。”
“您说。”
“你造枪，造炮，这是好事。但你记住，枪炮是工具，人是根本。你造出来的枪，交到战士手里，他们拿去打敌人，保家卫国。这是你该做的事，你要继续做，做得更好。但不能因为造枪造炮，就把自己变成一把枪。你还是个人，要吃饭，要睡觉，要顾家，要养孩子。该歇的时候歇，该回家的时候回家。”
贾东旭点了点头。
“还有，你现在是副处长了，管着一个厂子。手里有权了，就得记住一条——权是老百姓给的，不是你自己挣的。你管的厂子，造的枪，是为了老百姓能过安生日子。你别忘了这个。”
“我记住了。”
“最后一条。”那人端起缸子，又放下，看着他的眼睛，“你这些年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你年轻，身体好，扛得住。伯伯年纪大了，帮不上你什么忙，但有一件事能替你办——你要是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来找我。别自己扛。”
贾东旭的嗓子堵得厉害。他低下头，使劲点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个竹篮从脚边拎起来，搁在桌上，解开盖布：“伯伯，这是我家院子里种的。西红柿、茄子，还有鸡蛋、鸭蛋。不多，您留着尝尝。我自己种的，养的，干净。”
那人看了看竹篮，西红柿红得透亮，茄子紫得发亮，鸡蛋码得整整齐齐。他伸手拿了一个西红柿，在手里掂了掂，又搁回去。
“你留着吃。我这边不缺。”
“伯伯，我家里还有。这菜长得好，吃不完。您尝尝，比街上买的好。”
那人看了他一眼，没有再推。他把竹篮搁在桌角上，点了点头：“好，我尝尝。回头让炊事班给同志们分一分。”
贾东旭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挪了挪。他站定了，看着那个人。坐在那儿，跟他当年蹲在菜地边上拔草的时候一个样。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嗓子是堵的。
“伯伯，您保重。”
“嗯。”
“我下次再来看您。”
“好。”
贾东旭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人叫住了他：“东旭。”
他回头。
那人坐在桌后，看着他，说了一句：“你那个信上写的，你自己种的，养的，我知道。你院子里那点东西，够吃就行。别累着。”
贾东旭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