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十二分，边境司令部批准了洛林的公开战报。
电报原文没有被修改，只在最上方加了一行“准予发布”。洛林车站、南区学校和旧铁路隧道各收到一份抄件，军方要求值守人员把内容念给平民听，免得黑弥撒的炮击引发大规模逃亡。
车站值班员念得很快。
敌方炮击未能动摇防线。
步兵试探已被击退。
我方仅有轻微损失。
站房里有人松了口气。几个从北区撤下来的搬运工甚至互相拍了拍肩膀，因为他们从中午开始听了五次黑弥撒的爆炸，也看见十二号堡上方升起的烟。四个字让他们以为，洛林今天还没有失去谁。
旧铁路隧道里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简单。
那里已经收进几个从外堡抬回来的伤员。有人肩部中弹，有人被落砖砸断小腿，南区医疗仓库与二号入口之间还留下一个没有填平的弹坑。铁路工把公开战报读完以后，坐在白灰线后的平民先看向那些担架，又看向仍然在掉土的顶板。
玛尔塔身旁有人问：“十几名伤员，也算轻微吗？”
铁路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他们，这份战报说的是防线没有被突破，不是没人受伤。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受伤多少？”另一个人追问。
“因为上面只让我读这些。”
铁路工把抄件折起来，不再回答。他没有看见北侧第二观察壕的点名板，也不知道主堡墙上已经写下六个没有归队记号的名字。
主堡里，书记官正在找这六个人的紧急联系卡。
军队为每名士兵留有一张卡片。上面除了军牌号和所属部队，还要写明军饷寄往哪里，阵亡或失踪以后通知谁。很多人入伍时只填过一次，几年没有更新，有的地址已经不存在，有的人原本写着父母，后来又在旁边补上妻子和孩子。
书记官先找到了安德烈·莫罗。
莫罗三十四岁，在洛林服役十一年。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南区面包街，炮击开始以后已经进入旧铁路隧道。联系卡背面还留着去年修改过的字迹：若本人无法领取当月军饷，剩余部分交妻子代领。
保罗·瓦兰的卡片更新得最少。他没有妻子，父亲已经去世，每个月把两枚银盾寄给住在南河村的母亲。村子在洛林以西，邮路如今已经被军事封锁。即使主堡现在写好通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电话兵路易·卡隆填的是哥哥。卡隆的哥哥在北门机修棚修铁路机车，刚才还替五号堡送过一只新线轴。他和弟弟在同一片炮火下工作，中间只隔着一道军方尚未公开的名单。
埃米尔·杜克的卡片本来不该在今天被取出来。
下午一点，他只是替一名发烧的电话兵去第二观察壕值班。原定值勤表上没有他的名字，午饭领用表与备用线轴记录却证明他确实去了。杜克二十二岁，未婚，紧急联系人是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她在南区学校帮老师照看躲进地窖的孩子，可能已经听见了“轻微损失”，却不会知道那四个字里有没有哥哥。
工兵雅克·贝松的妻子与两个孩子也在旧铁路隧道。联系卡上的住址是南九街，正好属于玛尔塔反复清点过的那一百零七个人。贝松今天早晨出门时，只说自己去北门修一段被震松的挡墙，没有告诉家里后来又被调往观察壕。
最后一张属于托马·维耶。
他是六个人中军衔最高的，也是唯一没有把军饷寄回家的人。联系卡写着父亲住在东门外的果园。老人不识字，军方过去两次寄去家属核验信，都要请当地教堂的人代读。东门现在禁止通行，果园与要塞之间的电话线也在第一轮炮击后中断。
六张卡片摊在桌上，指向六个不同的地方。有人在旧铁路隧道，有人在南区学校和北门机修棚，也有人远在南河村与东门外的果园。最后一张通知即使现在写好，也只能先放进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的邮路。
朱伯伦逐张看完，请书记官先拟六份失联通知。每份都写清最后通话时间、搜索结果与目前状态，不写阵亡，也不写已经被俘。
书记官从档案柜里取出军方统一印制的家属通知。内部点名表可以写“暂时失联”，寄给家属的表格却只有阵亡、负伤与确认被俘三栏，没有“搜索后仍未找到”这一项。按照过去的做法，第二观察壕这六个人只能暂时留在点名板上，等发现遗体或收到敌方俘虏名单以后，再选择其中一张正式表格。
朱伯伦建议把三栏全部划掉，在空白处写“未归，状态不明”。书记官写到一半又停下来，因为没有对应类别，军邮不会自动分配优先级，军需窗口也不知道该继续发军饷，还是先把六个人列入待查。
一张没有合适格子的表格，很快便会让六个人在不同账本里变成六种状态。有人仍算在岗，有人会被写成擅离，有人的家属代领款则可能直接冻结。朱伯伦让书记官在六份通知后面都附上最后点名记录，至少不能让“没有归队”在经过几张桌子以后变成“自行失踪”。
书记官看向德维尔：“需要送出去吗？”
德维尔没有立即批准。他让书记官先把通知放在桌上，又问贝克，第二观察壕有没有新的消息。
“没有。”贝克回答，“铁冠人在北侧土坡后增加了哨位。现在再派人过去，他们会看见。”
“俘虏交换渠道呢？”
“战争还没有正式宣告，没有交换渠道。就算他们抓到了人，也不会在今天承认。”
德维尔看着六份尚未盖章的通知。公开战报已经发出，若失联通知同时送进隧道与学校，六个家庭很快就会把消息告诉身边的人。到那时，所有人都会知道“轻微损失”后面至少藏着六个失踪者。
朱伯伦问：“您准备等到什么时候？”
“等他们的状态确认。”
“可能要等几天，也可能永远确认不了。”
“所以更不能把猜测写成死亡。”
“通知上写的是失联。”朱伯伦拿起最上面那份，“您可以不宣布六个人死了，但不能让他们的家人继续以为今天没人出事。”
德维尔抬头看他：“我刚收到司令部命令。未经批准的伤亡数字不得交给平民组织。你把六份通知送进同一条隧道，和公开数字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收到通知的人知道自己在等谁。”
“然后呢？他们冲到北门，要求我马上再派搜索队？”
“您可以告诉他们搜索队为什么不能去。”
“你觉得每个人都会听？”
“不会。”朱伯伦回答，“可他们现在连该问什么都不知道。”
地图室外传来争执声。
一名北门铁路工想进入主堡，被卫兵拦在第一道门外。他手上全是机油，外套口袋里塞着一只断掉的电话插头。卫兵说主堡不接待平民，他便报出自己的名字，又说自己不是来问公开战报。
他来找路易·卡隆。
北门机修棚下午点名时，路易没有回去。有人告诉他，第二观察壕的电话工具包也没有找到。铁路工沿地下通道一路问到主堡，最后才知道弟弟的名字已经写上内部失联板。
德维尔让卫兵把人带到外间，却没有允许他进入地图室。
路易的哥哥站在门外问：“战报说只是轻微损失。那我弟弟算哪一种？”
书记官没有得到命令，无法回答。
男人又问了一遍。这次声音不大，也没有冲撞卫兵：“他是受伤、被俘，还是死了？”
门内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几分钟后，第二个人到了。
她是雅克·贝松的妻子。玛尔塔让一名铁路工陪她从旧隧道过来，因为她带着两个孩子，不能把他们单独留在拥挤的入口。女人没有进主堡，只把雅克早晨落在家里的饭盒放在门岗桌上。
“他说中午回来拿。”她告诉卫兵，“现在有人说北侧少了六个人。”
卫兵仍然只能让她等待。
主堡门外很快多出第三个人。那名发烧的电话兵从医务室醒来以后，听说埃米尔替自己去了观察壕，坚持让勤务兵把他扶来。他没有亲属身份，也没有资格领取任何通知，只不断告诉卫兵：“本来该去的是我。”
没有人公开六这个数字。
可六个人没有归队，便会在六条原本与战报无关的生活里留下空位。机修棚少一个弟弟，隧道里少一个带饭盒回来的人，病床旁多出一个不知道该不该愧疚的替班者。
隐瞒数字没有让这些空位消失。
它只是让每个人分别走到主堡门口，再问一次。
德维尔走到窗边，看见路易的哥哥和雅克的妻子隔着一道岗哨站在外面。他们还不知道另外四个名字，也没有要求要塞宣布死亡。
他们只想知道，自己等的人是不是还在回来的路上。
少校回到桌边，拿起六份通知，却仍没有盖章。
他对朱伯伦说道：“公开战报已经发出。现在把六个人交给城里，不只是告诉六个家庭。”
朱伯伦看着他：“那您准备把他们交给谁？”
德维尔没有回答，只让卫兵继续守住外门。
主堡外，雅克的妻子又向卫兵问了一句话。
“请告诉我，雅克是不是那四个字里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