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天成。
钟敬之的正楷,一笔不歪,三行名字里头的头一行。陆行舟看了一遍,一遍就在了,跟一年半以前在南京看见它的那一回,在脑子里落进同一个格子。
门环是十二点三刻响的。三下,不重,可是急。
东屋的灯灭了一刻钟,两个人都没睡着。门环又响三下,王妈披着棉袄趿着鞋出去,站在门洞里不开门:“谁?”
“北平站的。”门外一个冻得发抖的年轻声音,“专员请副处长回楼。”
东屋的灯亮了。
他一颗一颗扣中山装的扣子。曼丽拥着被子坐着,看着他扣,扣到领口那一颗才开口:“专员讲楼里照常开门。照常是八点,不是一点。”
他没答,穿上那件领子厚的蓝棉袍。曼丽光着脚下了床,砖地凉,她走到椅子跟前拿起自己那条灰围巾,在他脖子上绕了两道。
“去吧。”
胡同口一辆吉普,车灯照着雪上一道一道的车辙。开车的是铁宝山,没回头,掉头往南。
“谁叫的?”
“专员。十二点半俺在货场,队长叫俺来。队长讲专员要车,要副处长。”铁宝山说,“队长在货场,火还没灭。”
他没再问。铁宝山开车开得稳,雪地上不打滑,手搭在方向盘上,一只手套破了一个洞,露出一截冻紫的指头。一个行动队的司机,元旦夜里从火堆边上叫起来,不晓得拉谁去哪里,也不问。
东四牌楼底下黑着,豆汁摊扣着铁锅,牌楼的灯灭了一盏,剩一盏昏的。远处有人放了一挂鞭,放到一半,哑了。
灰楼一楼亮着两盏,门房一盏,专员室一盏;三楼西头机要科也亮着。
牧顺来裹着棉袍坐在门房里,眼睛是红的,今夜他值。
“十二点二十,钟科长上楼。二十五,专员下楼,手里一张纸,叫俺打电话货场。接的是雷队长,听完讲一个字,好,挂了。”他把铅笔搁下,“三十七年,俺簿子上头一格是钟科长,第二格是专员,第三格是副处长。”
专员室门开着。耿振之坐在长桌尽头,没穿大衣,眼睛底下那两道深的。台灯绿罩子,照着一张电报纸。钟敬之眼镜推在额头上,手里还攥着一支削尖的铅笔。东墙城图旁边那半张脸在暗处,只看得见一个白轮廓,帽檐底下更白。
“坐。南京局本部急电,十二点十分到,钟科长译了十分钟。”
“三行。”钟敬之说。
耿振之把电报纸推到他手边:“看一遍。”
保密局本部致华北肃谍专员耿振之,抄送北平站、天津站。兹自昆明站调员三名,经南京赴平津,协办锄奸,元月中旬到,到后归专员节制。
扈天成。厍伯年。笪如海。
三十五年七月,南京,洪公祠后进,研判股。昆明站来电八行:主使二名,谢仲文、储静庵,十三日夜先后处置,行动组长扈天成率组执行,现场作匪劫布置,无遗留。
他誊那一封电,摘要上写的是遇害,照报纸写的。
谢仲文,五十七岁,余姚人,教书的。民国二十五年上海法租界,他用一个拖字救过他;二十九年附逆文人名单附页,他用一个缓字压过他;三十四年昆明学潮名单,他把他从主使栏挪到附和栏。三回,救的人和被救的人谁也没见过谁。
第四回没轮到他。昆明那一夜,执行的人叫扈天成。
那个名字在他脑子里搁了一年半,搁在一个不挪的格子里,同苏州那批纱的数目搁在一处。他从来没想过要把它从格子里拿出来。
如今它自己出来了,要到北平来。
厍伯年,笪如海,没见过。
“三个名字,副处长认得哪一个?”
台灯照着耿振之半张脸。
他要是讲不认得,耿振之明早翻南京研判股三十五年的摘要底册,就翻得到他的字。他讲认得,就要讲认得到哪一步。
“头一个。三十五年七月,昆明站的电,研判股摘要。行动组长扈天成,十三日夜,处置二名。”
耿振之看了他很久:“一年半以前,一封电,八行,一个名字。副处长记得。”
他把电报纸折了一折,又折一折,手按在上头:“昆明站的行动组长调华北,协办锄奸。锄谁的奸,电报上不写。不写,是到了再讲。”
“副处长,记着。”
钟敬之把眼镜拉下来戴好:“抄送北平站这一份,明早给站长。”
“今夜副处长看过了。明早站长看,是第二个看的。”
“我译的是字。”钟敬之说,“三个名字是谁,我不晓得。”
“钟科长不用晓得。”
这一句讲完,钟敬之没再讲话,拿起铅笔走了。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折起来的电报纸,眼镜片上反着台灯的绿光,看不出他眼睛是什么样子。
一点半,吉普没熄火,突突地响。
街上没人,雪是旧的,冻硬了。灰围巾有一股炉灰味,还有一点花生香。
过东单牌楼的时候,铁宝山开口了:“队长在火堆边上讲了一句。元旦夜里专员要车,不是走了人,是来了人。走了人是夜里抓,来了人是夜里报。抓人的车开出去后头跟三辆,报信的车就一辆。”
他往右打了一把,绕过路当中一块冰。
“队长讲对了,今夜就一辆。俺不问来的是谁。俺开车的,到时候拉谁,就晓得是谁。”
雷震虎坐在货场火堆边上,凭一辆车就猜出了一封电。耿振之半夜叫人,叫的是他,不是郑百川。那一封电是给专员的,耿振之头一个给他看,看的不是他认不认得字,是看他认不认得人。
他认了。认得一个名字,比认得一张脸要轻。可那个名字是带着两条命来的。
车到六条口。铁宝山没马上掉头:“副处长,新年好。”
“新年好。”
车灯在胡同口拐了一下,没了。门洞里挂着一盏马灯,王妈挂的。东屋的灯亮着。
王妈从厢房探出半个身子,看见是他,把马灯摘下来,吹了,缩回去,一句话没讲。
曼丽坐在床沿上,被子披在肩上,脚底下塞着一只汤婆子。她看着他把围巾解下来,一道,两道,叠好搁在椅背上。
“围巾上有花生味。”她说,“灯我没关。你回来了,我睡了。”
她真躺下了,脸朝墙。他脱了棉袍,坐在床边,没躺。
扈天成在昆明是怎么做的,电报上写了五个字:作匪劫布置。一个行动组长做事做到像劫道的,做完了一样东西都不剩,昆明站拿这五个字报功,南京拿这五个字结案。这样一个人到北平来锄奸,锄的头一个是谁,耿振之今夜不讲,元月中旬就要讲。
他把那三个名字在脑子里又排了一回,排完了,躺下,睁着眼睛。曼丽的呼吸是匀的,匀得太匀了。她也没睡。
专员室里,台灯还亮着。耿振之一个人坐着,把那张电报纸又摊开了,摊平,拿铅笔压住一角。
三行,一行一个名字。
他拿铅笔在头一行旁边点了一个点,点得很轻。点完了,他把铅笔搁回去,看着那一个点,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