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的北京，暑气黏在柏油路上，蝉声嘶力竭。
李大虎被一通电话叫到市局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像着了场闷火。墙上挂钟指着凌晨四点，几个领导的眼圈都是青的。桌上摊着现场照片——养性殿的门被撬开了，展柜玻璃碎了一地，八页金册（康熙仁皇后微号册文，重166两）、5把金镶玉宝刀，不翼而飞。
“性质极其恶劣。”局长的手指敲在照片上，梆梆响，“国庆十周年在即，这是往新中国脸上抹黑。限期七天，必须破案。”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烟丝燃烧的咝咝声。李大虎盯着那些碎玻璃的特写，脑子里却有另一幅画面渐渐清晰起来——那是前世卷宗里的记载：1959年故宫盗案，贼人武庆辉，翻墙时左脚被玻璃碴子划了道深口子……
1959 年 11 月 11 日，武庆辉在天津站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因无票乘车且形迹可疑被乘警查获，其携带的金册残片等赃物也被搜出。经指纹比对，确认其与故宫失窃案现场痕迹吻合，警方随后在其原籍起获剩余 5 页金册、5 把宝刀等赃物及作案工具，部分金册被剪碎变卖，金册完整性与原貌遭破坏；宝刀镶宝玉脱落、部分刀柄被锯断，只能残品入库，历史与艺术价值难以修复。案犯剪碎金册变卖得赃款 1000 余元（1959 年币值），但文物本身为无价之宝， “15 亿” 为后世估值。
会议室里烟雾浓得化不开。
几个老公安靠在椅背里，茶缸子搁在肚皮上，眼皮耷拉着，像是听又像是睡。李大虎坐在最靠门的位置，手里钢笔的笔帽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小同志，”坐在主位的老陈终于开口，眼皮没抬，“现场照片看清楚了吧？说说看法。”
李大虎直了直腰：“我认为应该重点排查——”
“年轻人有干劲是好的。”斜对面的老钱截断话头，慢悠悠呷了口茶，“不过这案子不简单。故宫那是什么地方？能摸清门路的，起码得是……”
话没说完，但满屋子人都听懂了——得是老北京，得是吃过见过的“老人儿”。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轧钢厂保卫科提上来的，懂什么古玩金器？懂什么紫禁城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
“……厂保卫科搞搞偷铜烂铁还行……”
“……故宫？他知道养性殿门朝哪开么……”
散会时老陈留住他，语气像长辈劝迷途孩子：“大虎啊，回轧钢厂把生产保卫抓好，也是为国庆献礼。这里头水太深……他们是嫉妒你年轻。这个案子就让他们先办办吧。”
李大虎站在市局大门外的梧桐树下，点了根烟。青烟笔直往上爬，爬到一半被风吹散。他想起前世档案室里泛黄的卷宗纸。
轧钢厂保卫科的人看见科长回来，都愣了下。李大虎径直走进里屋，
“科长，专案组那边……”副科长老韩试探着问。
“不去了。没瞧得起咱们保卫科”李大虎把本子合上，“咱们自己干。老韩，挑五个嘴严腿勤的，要生面孔。”
一早李大虎带着两个队员进养性殿后院时，露水还没散尽。
李大虎蹲在墙根下，食指和拇指捏着一小块碎玻璃，对着光慢慢转动。玻璃碴边缘挂着褐色的痂——是血，已经氧化发暗，但在晨光里还能看出点锈红的底色。
“科长，这……”跟来的小陈话说了半截。
李大虎没吭声。他把玻璃碴小心翼翼装进牛皮纸袋，又从怀里掏出个放大镜，俯身贴近地面。杂草被踩倒了一片，顺着墙根往北延伸，像条仓皇的蛇爬过的痕迹。草叶上，每隔两步，就有芝麻粒大小的褐色斑点。
前世记忆里那行字此刻清晰得刺眼：“案犯翻越东墙时左脚被玻璃划伤，伤口长约三公分，深可见骨……”
他直起身，目光沿着红墙往上爬。墙头黄琉璃瓦缺了一角，露出底下灰白的石灰——是新痕，茬口还利着。
“小陈，”李大虎声音压得很低，“去量量，从墙根到缺角那地方，垂直高度多少。”
皮尺拉开的哗啦声里，他继续往北挪。杂草丛尽头有棵老槐树，树根暴露出地面，盘根错节像个扭曲的爪子。在两条根系的夹缝里，他看见半个模糊的脚印。
“两米七！”小陈报数。
李大虎点点头。两米七的墙，带着十来斤重的金器翻过去，左腿还划了道口子……他闭上眼，几乎能听见那声压抑的闷哼，能看见黑影蜷在墙头哆嗦的那几秒，能闻到血腥味混着夜露的潮气。
李大虎指着血迹，“小偷应该是翻墙逃离时，脚被玻璃划伤了，而且从血迹的量来看，伤口不算浅。”“这是重要线索！我们可以顺着血迹和鞋印的方向排查，同时通知各大医院和诊所，留意近期接诊的脚受伤、形迹可疑的人员。
李大虎心里清楚，武庆辉是外地人，肯定不会去大医院就诊，大概率会找小诊所处理伤口，或者自己随便包扎一下。他想起武庆辉是山东寿光人，来京投奔姐姐，于是提议：“我觉得小偷可能是外地人，我们可以重点排查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和小诊所。”李大虎把保卫员分成几组，去排查城郊的小诊所。
跑了十几家诊所后，第二天下午终于在永定门外的一家小诊所里，老大夫姓姜，戴着副铜框眼镜，镜腿用白胶布缠了好几圈。他给李大虎倒水时，手有点抖，搪瓷缸子磕在桌沿上“当”的一声。老大夫说前天确实接诊过一个左脚受伤的年轻人，“他瘸着进来的，左脚。裤子下面全血糊了，但伤口捂得严实，是用块女人包头发的方巾扎着的——深蓝色，洗得发白，角上绣了朵蔫了的梅花。”姜大夫的叙述忽然变得异常清晰，“我让他躺处置床上，他不肯，非要坐着。剪开布一看伤口三指长，边缘齐整，血流了很多。”二十多岁，山东口音，说是不小心被玻璃划伤的，包扎完就走了，没留下姓名和地址。
“他穿什么衣服？长得什么样？”李大虎急切地问。
“穿一身灰布褂子，梳着短发，脸有点黑，看着挺壮实的。”诊所老板回忆道。
距离市局下达的七天破案期限仅剩五天，李大虎站在永定门外小诊所的门口，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刚从医生口中确认，那个左脚被玻璃划伤的山东籍年轻人，昨天确实在这儿包扎过伤口，可对方没留姓名地址，他左脚受伤不轻，应该离这里不远。
“李科长，这附近胡同纵横，光靠咱们几个人，查到猴年马月去？”跟着的干事小张急得直跺脚，手里的排查名单已经翻得卷了边。
李大虎抹了把汗，脑子里飞速运转。前世记忆里武庆辉来京投奔姐姐，可具体住址没提，但李大虎断定他“住在附近”，再结合他外地投亲的身份，大概率就在诊所周边一公里范围。“不能瞎找，”李大虎攥了攥拳头，“找居委会！街道大妈最熟悉辖区里的暂住人口，尤其是外地投亲的，一查一个准！”
他立刻带着小张直奔附近的永定门街道居委会。居委会主任王大妈是个热心肠，听说事关故宫失窃的国宝，当即拍着胸脯：“李科长你放心！这一片的街坊我闭着眼都能数过来，外地来投亲的就那么几家，我这就召集大妈们帮你查！”
不到半小时，十几位街道大妈带着登记册赶来，围着长条桌逐户核对。挨个走访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