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境的某个火车站，中午时分，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五度。
站台上积着一层薄雪，被来往的脚步踩得发黑发硬。
远处的铁轨埋在雪里，只露出两条泛着冷光的钢线，一直延伸到灰蒙蒙的天边。风不大，却带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尖扎。
天是铅灰色的，太阳不知躲在哪一层云后面，整个站台笼罩在一片惨白的光里，连人的呼吸都凝成白雾，一团一团地散开。
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一列火车冒着白色的蒸汽由远而近，缓缓驶进站台。
车头喷出的热气在冷空中瞬间凝成一片白雾，与漫天飘散的细雪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雪。
月台上，十几个身穿黄绿军装的军人已经等候多时，每个人肩头和帽檐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雪，像撒了一层细盐。
卧铺车厢门刚一打开，乘客们鱼贯而下，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每个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手里提着两个旅行包，没有谁多提，也没有谁少提。
玉凤大概是慰问团里最年轻的家属。
她穿得跟熊似的，看上去胖了三四圈，跳下踏板，脚底在结冰的地面上一滑，险些摔倒，随即稳住身子，回身去扶郭大妈。
站台上的雪被人来人往踩得结成了冰壳，走上去咯吱作响。
“好冷！”玉凤被刺骨的寒风打了个冷颤，呼出的白气瞬间凝在眉毛上，结了一层细霜，“大妈，您小心点，地上有冰。”
这时，慰问团领队的市政府吴秘书长朝大家喊道：“同志们，都排排好，志愿军的领导来接我们了。”
一个穿着呢质军大衣的干部走上前，同大家一一握手。
他的眉梢和鬓角都挂着霜，鼻尖冻得通红。
他站在众人面前，大声说道：“家属同志们，我代表志司首长前来迎接大家。之后的行程由我全权负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廖，廖国华，志司政治部的。大家可以叫我小廖、老廖，或者就叫廖同志。”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由于边境有南韩敌特出没，我们就没有拉横幅，也没搞欢迎仪式。有些冷清，请各位谅解。”
“谅解！没问题。”有位大叔喊了一声，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飘散，“我说小廖同志，我们什么时候能过鸭绿江？”
“先请大家去招待所休息，具体时间等我通知。”廖同志说道。一阵风卷着雪粒子吹过来，他侧了侧脸，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出发嘛，不远，走五分钟就能到。”
玉凤低头走在队伍里，被寒风吹得不敢抬头，将围脖裹得更紧了些。雪粒子斜斜地打在脸上，像碎冰碴子，她眯着眼，只能看清前面那人后背上落的一层白。
这时，远处又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铁轨开始震颤。
车站上的值班人员大喊了一声：“来了！”
一列闷罐车缓缓进站。
车头喷出的白雾在冷空气里炸开，又迅速消散。
车轮碾过道岔，发出沉闷的“咣当”声，一节、两节、三节……整列火车像一条冻僵的长蛇，终于停在了站台边。车皮上挂着一层薄冰，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冷光。
慰问团的家属们都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向那列闷罐车。
随着一声尖锐的口哨响起，车门“哗啦”一声全开了。
不是一节，是几十节。
不是一个人，是成百上千的人。
像洪水开了闸，像山崩了。
战士们从闷罐车里涌出来，跳下来，挤下来，被后面的人推下来。
棉帽、棉衣、步枪、冲锋枪、子弹袋、背包、水壶、炒面袋，叮叮当当，噼里啪啦，铁器撞铁器，人撞人。
站台上腾起一片白雾——那是几百人同时呼出的热气，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冷空气里瞬间凝成了霜。
“到了到了！这是哪儿呀？”
“别挤！排队！”
“哪个兔崽子踩我脚了？”
“踩你咋了？要不你也踩我一脚！”
满嘴的四川话、山东话、东北话，搅成一锅沸粥，比赶集还热闹十倍。
有人跳下车时腿一软跪在冰上，后面的人一把拎起来：“起来！别挡道！”
有人扛着机枪往下跳，枪管杵在地上，骂了一句，又嘿嘿笑。
有人把背包带甩断了，被子散了一地，旁边的人踩过去，又被拽回来：“眼睛长哪儿了？”
站台上，连长们吹着哨子，尖锐的哨音刚响就被淹了。
旗子举起来，在人群里晃。一个首长模样的军人站在弹药箱上，嗓子都劈了岔：“三营往左！二营往右！一营原地——原地待命！”
没人听清，但都知道往哪走。人潮分成几股，又汇合，又分开，像一条被打散的河，又自己找回了河道。
脚步声。
将近两千双棉鞋踩在冻土上，像闷雷滚过。铁轨在抖，站台在抖，连候车室那排玻璃窗都哗啦啦地响。
站台边沿的积雪被踩成黑泥，又被新落下的雪粒盖上一层薄白，来来回回，像一张被反复涂抹的草稿纸。
慰问团的家属们都看呆了，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有几个带着照相机的家属举起相机就要拍，被廖同志大声制止：“不能拍照！同志们，我们已经在战区边缘，请一切行动听从指挥，绝对不能拍照。”
玉凤站在原地，被人潮推得晃了两下，一把攥住了郭大妈的胳膊。
郭大妈拉住一个脸冻得红扑扑的年轻女战士：“姑娘，你们这是打哪儿来的？”
“南方！”女战士只扔下两个字，便匆匆钻进人群，找自己的队伍去了。她军帽下的鬓角挂着白霜，棉衣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玉凤，我瞅着这些解放军，衣服有些单薄啊？”郭大妈有些担心地说道。
“部队上应该会发的吧。”玉凤跺着脚回了一句：“我们赶紧走吧，外面冻得我脚趾头都找不到了”
郭大妈哎了一声，跟着玉凤朝前走，走两步，又回头望了一眼，自言自语道：“太单薄了，扛不住的。”
招待所就在车站后面，一栋灰砖砌的两层小楼，看样子已经是这一带最好的旅馆了。
门楣上挂着褪色的红布横幅，被风扯得只剩半截，字迹模糊得看不全。
玉凤一推开招待所的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夹杂着煤炉子和饭菜的味道，和室外简直是两个世界。
“好暖和！”几位中年女同志感叹道，“比上海好，上海屋里屋外都得穿棉袄，我看这里穿件衬衫就行。”
这时，吴秘书长拍了拍手，招呼大家靠拢：“我们一共有六十五位同志加上三位记者同志，招待所给准备了十二间客房，所以大家要挤一挤，六个人一间。床位是充足的，就是都是通铺——没问题吧？”
“没问题！”所有人齐声应道。
有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同志补了一句：“通铺可以的，但男女总得分开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是当然！”廖同志笑着接过话，“都安排好了，名单由吴秘书长跟大家说。大家先安顿好，去吃午饭，下午都在旅馆休息，晚饭六点开始。”
“啊？”大家一听，都不解，“怎么不过去？明天就是年三十了。”
“大家别着急。”廖同志安慰道，“已经安排好了，夜里九点出发。”
“为什么呀？大白天走不是更方便吗？”人群中有人问道。
“这个我知道。”玉凤举起手，“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会有敌机来轰炸。”
廖同志鼓了鼓掌，表示赞同：“这位女同志说得非常好。就是防止敌机来袭——同志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客人，我们必须百分之百保证大家的安全。”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不是在房间睡觉休息，就是凑在一起闲聊。
玉凤毕竟年轻，精神头十足，见郭大妈躺下歇了，便自己出门，到隔壁房间跟大家一起说话。
这一聊才知道，敢情人家都是父母过来的，就她一个是大姐的身份。
而且这批家属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大学教师，有农民，有工厂的工程师，有工人、营业员、公交车司机，还有食堂里打菜的阿姨。
“陆同志，你是做啥的？”一位营业员大姐问道，“我看你的模样，像是搞文艺工作的。”
玉凤呵呵直笑：“我哪会搞文艺，我在居委会工作。”
正说话间，一阵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刺耳的声浪一波一波地扎进耳膜，抓挠着每个人的心脏。
玉凤骨子里的本能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噌地站起身：“大家都找地方隐蔽！不要去窗户边上！”
话音未落，防空炮开始射击——“咚咚咚”，沉闷而急促，像有人在远处擂鼓。
还不到一分钟，车站方向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整个招待所都在颤抖。
嘭的一声，窗户玻璃被震碎，一股寒气呼地钻了进来。
幸好窗上事先都贴了防震条，碎玻璃没有四溅开来，不然这一屋子人不知要伤多少。
廖同志猛地推开房间门，大声问道：“都没事吧？远离窗户！”
见大家都缩在靠门这一侧，他这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去隔壁房间查看。
轰炸持续了三四分钟，空中的动静渐渐安静下来。
慰问团的家属们先是分头去隔壁房间问了一圈，看有没有人伤着，随后不约而同地涌到招待所门口，朝火车站方向张望。
那边黑烟腾腾，有两处房屋已经烧了起来，火光映着铅灰色的天，格外刺眼。
“我们帮着去救火！”一位工人模样的大叔喊道，“总不能见火不救啊！”
招待所柜台后面，两位大妈却是一副淡然笃定的样子，一个嗑着瓜子，一个端着搪瓷缸喝茶。嗑瓜子的大妈慢悠悠地开口：“大兄弟，你救得过来吗？都是正常事，习惯就好。”
另一个大妈接话道：“你们都是南方大城市来的，没见过。我们这嘎达，天天过年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