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日本农业省的小公务员们。
不是普通的虫灾。如果是蝗虫、是稻飞虱、是螟虫，他们有经验，有预案，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应对手册。但眼前这些东西，违背了所有已知的生物学常识。
农业省技术课的人把样本放在显微镜下面看了整整三天。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年轻人最先崩溃——他看见蜂巢切片里那些扭曲的、像人体内脏一样的六角形结构，不是蜜蜂自己建的，是某种未知的分泌物融合了蜂蜡之后形成的，像珊瑚，像肿瘤。他抬起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低下头，继续看。
接着是田间报告汇总。一个刚从千叶县回来的调查员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攥着一顶草帽，帽檐上还沾着干了的泥点。他嘴唇发白，像是想说又不敢说：“黄蜂……比麻雀还大。不是一只两只，是成群的。被蛰一口，伤口就变黑，三天不消。”
另一个调查员补充道：“蚂蚁像红色的潮水，从田埂上漫过来，水泥电线杆都给啃出洞了。我们喷了杀虫剂，喷上去它们像是在洗澡……还抖了抖身子，继续往前爬。”
第三个调查员一直没说话。他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里。旁边的人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田里的青蛙不叫了。”
他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干涩：“青蛙不叫了。变成了……一群行动迟缓的东西，身上长着霉斑，碰一下就烂一片。”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有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和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道是警报还是什么的声响。
一个课长模样的老头，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三天的调查报告和几十张样本照片。他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看，手指在照片边缘慢慢摩挲，像是要从那些模糊的彩色显影里找出什么合理的解释。他看了很久，久到办公室里的人都等不住了，有人轻轻动了一下，他头也没抬。
终于，他放下放大镜，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然后拿起笔，在报告上写下了几行字。
字迹工整，但在写到一半的时候，笔尖戳穿了纸面，洇开一小团墨渍。他没有重写，就让它在那里。
“此非天灾，乃‘异形’之祸！若不及时扑灭，帝国粮秣将尽毁于此物！”
他把报告折好，塞进信封，封口，印上公章，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他没有说“上报”，也没有说“立即”，那句话他没说出口。因为他知道，报上去也没用。
报告一级级上报。每经过一个人的手，都会被翻开看一眼，然后又被合上，夹进新的文件夹里，盖上新的印章。有人看过照片后沉默了很久，有人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直接递给了下一个人。
最后，报告摆到了农林大臣的案头。
大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紧，衬得脖子更短了。他翻着那些照片，手指在纸面上慢慢移动，从第一张翻到最后一张，又从最后一张翻回第一张，手在抖。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嘴唇上有一道被咬出来的白印。他知道这要是传出去，民心必乱。但他不敢瞒，必须上报。
他带着报告，气喘吁吁地冲进陆军省。
陆军省的走廊又长又宽，墙上刷着浅绿色的漆，日光灯管排成一排，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他走在廊道里，皮鞋踩在瓷砖地面上，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拐过两个弯，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门轴发出干涩的“吱呀”声。
接待他的是一个参谋本部的中佐。那中佐的袖口卷到了肘弯，正背对着门，往墙上贴一张“决号作战”的部署图。图幅很大，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满了箭头和标记，密密麻麻的，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他手里捏着一枚图钉，正比划着位置，像是在决定要把某支部队钉在哪一个坐标上。
农林大臣站在门口，喘着气，汗水从额角往下淌，顺着鬓角滑进领口。他把报告拍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将军！大事不好！”
中佐头都没回。他手里的图钉按进墙壁，又拔出来，换了个位置，又按进去：“哦？虫子？多大点儿事。”
他转过身来，脸上带着那种“你打扰我谋划大东亚共荣”的鄙夷。那表情不重，但农林大臣看见了。中佐把图钉盒搁在桌上，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抬着，语气不急不慢，像是在给一个不太懂事的后辈解释一件很简单的事：“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莱特湾虽然——咳——虽然战况焦灼，但我们正在准备本土决战。一亿玉碎，懂吗？一亿玉碎。”
农林大臣急了，手指在报告封面上戳了两下，指甲磕在纸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将军！这虫子……这虫子不怕药啊！它们比美军登陆还可怕！老百姓吃什么？！”
中佐皱眉，伸手把报告拨到一边，动作不大，但很坚决，像是在拨开一件不值得占用他桌面的东西。他的语气冷硬起来，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岂能被几只虫子吓倒？告诉农民——这是天照大神对他们的考验。让他们用竹枪去捅，用武士道精神去感化它们。实在不行……少吃一顿，为天皇陛下分忧。”
农林大臣绝望地看着中佐。他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手指在桌沿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度，像是最后的、没有希望的挣扎：“可……这虫子连电线都啃啊！东京的供电——”
中佐挥手打断他的动作很大，像是赶一只在耳边嗡嗡叫的苍蝇：“够了！别让这些琐事耽误了决战准备！如果再有此类报告，以动摇军心论处！为了天皇，为了玉碎——这点虫子算什么？出去！”
农林大臣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再动。手里的报告已经被推回来了，边角有些皱，是他刚才攥出来的。他把报告拿起来，夹在腋下，转过身，走出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走回农业省，脚步很慢，像是每一步都在往下沉。走廊里的日光灯还在嗡嗡响，他走在那些浅绿色的墙壁之间，像一个在隧道里走了太久的人，已经忘了出口在哪。
他回到办公室，在桌前坐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报告上颤抖地写下一行批复。字迹不太稳，有些笔画比平时粗了一些。他把批复写完之后，搁下笔，看着那行字，没有说话。
“已上报陆军省。答复：此为天谴，应以玉碎精神克服。切勿扰民，勿增圣虑。”
他瘫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是有人用笔在上面画了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对自己说一句还没有成形的话，最后那句话落在了空气里，像是扔进水里的一片叶子，很快就沉下去了。
“完了……全完了……不是败给美军……是败给了几只虫子。”
窗外，东京的灯火已经开始稀疏。因为电力被蚂蚁啃坏了，路灯一盏一盏地灭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远处的农田里隐约传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声响，像是哭泣，又像是风吹过焦黄的稻穗。
原本只需要农民上点儿心就能防住的虫害，因为日本农村的劳动力真空，开始敲骨吸髓。没有壮劳力下田，没有青壮年去灭虫，那些留在家里的人，老人、女人、孩子，能做的极其有限。火蚁从田埂推进到村庄，从村庄推进到镇子边缘，黄蜂在屋顶下的缝隙里筑巢，黑蚀病蛙从水田里爬出来，爬过篱笆，爬过庭院，爬进灶台底下，趴在阴凉的地方一动不动，偶尔有人碰到它们，它们就掉下一片皮，皮上长着灰白色的霉斑。
不过，始作俑者对此并不甚在意。芬恩正带着丘吉尔和罗斯福参观瓦伦丁和马掌望台。
马掌望台的早晨跟别处不一样。雾从山谷那边漫过来，贴着地面，在草坪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灰白，踩上去的时候雾气在脚踝处打着旋，像是踩在云里。庄园的厨房已经冒烟了，有人在炸油条，有人在蒸包子，有人在煮咖啡，三种气味搅在一起，从走廊的窗户里飘出来，在早晨的冷空气里凝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白雾。远处有几匹马站在围栏里，低着头，一动不动，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等人来喂它们。
丘吉尔在马掌望台见到了不少科学界的大拿。有研究物理的，有搞化学的，有人工智能的先驱，有人在捣鼓一种叫“计算机”的电子机器，据说是用电子管做的，有一整个房间那么大，算一次加法要好几秒，但比人算得快。丘吉尔跟他们交谈了几句之后，陷入了沉默。他不是没听懂，他是听懂了，所以不想继续想下去。那些人的研究，那些机器，那些公式——它们意味着什么，他不愿意细思。
他把注意力放回瓦伦丁的风土人情上。他对这个地方确实很好奇——好奇为什么一个当年只有几间酒厂的镇子，会长成现在这样。好奇那些居民为什么在街上遇到芬恩会喊他“李先生”而不是“摩根先生”。好奇那个在街角卖报纸的老头，为什么看见芬恩经过的时候会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低头看自己的报纸。
范德林德大厦。在芬恩那个硕大的办公室里，三个人抽着烟吹着空调。
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午后的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深红色的地毯上切出一道一道细长的光带。烟灰缸摆在茶几中间，里面已经积了半缸烟灰，有长的，有短的，灰白色的，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空调机在墙角嗡嗡地响，把外面三十度的热气挡在玻璃窗外，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丘吉尔靠在沙发的深绿色皮面里，整个人像是陷进去了一截，两条腿伸长了，脚踝交叠着，鞋底对着壁炉的方向。他深深地抽了一口雪茄，缓缓吐出来，看着烟雾在天花板下慢慢散开，然后由衷地赞叹了一句：“这个地方——比白宫舒服啊。”说话间，他的目光不停地扫向墙边那个酒水产品展示柜。柜子是深色木质的，装了玻璃门，里面摆了十几瓶不同形状的酒瓶，标签朝外，有深琥珀色的、有透明的、有深红色的，瓶身上贴着烫金的标签，在午后的光线里闪着细碎的光。
芬恩笑了。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烟灰缸边沿磕了磕，烟灰碎成细末，落在缸底：“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伊登上位之后，总部搬去了纽约，这里成了分部。”他把烟叼回嘴里，含混不清地补了一句，“你要是喜欢我们生产的酒，我让伊登送你几车——马提尼、威士忌、白兰地都有。还有古巴雪茄，我们在哈瓦那也有烟草厂……也是姑娘在大腿上卷的。”
丘吉尔微微一愣，目光从酒柜上收回来，落在芬恩脸上：“那你还偷我雪茄？”
芬恩挑了挑眉，一脸“这怎么能算偷”的无辜：“我只是好奇英国首相抽的雪茄有什么不同嘛。我平时都是抽香烟的。”他指了指自己指间那根已经快燃尽的香烟，烟纸被他的手指攥得微微发皱。
富兰克林靠在轮椅里，把烟灰缸往自己面前推了推，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开口，像是在聊一件不值得刻意提起的事：“你的那个‘斗虫儿’计划——后面怎么样？”
芬恩轻笑道：“我这一生搞过好多计划。淘金计划——后来改叫浪淘沙计划——以鄂换粤计划，苏美洋计划……”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像是在点数，“事实证明，都成功了。”
说话间，秘书轻轻敲了敲门，端进一个冰桶。冰桶是银色的，边角锃亮，里面装着大半桶碎冰，冰里埋着几瓶酒，瓶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芬恩从冰桶里拿出一瓶，瓶身冰得他手指微微缩了一下。他把瓶子在手里转了一圈，看了一眼标签，然后放在茶几上，瓶底磕在木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尝尝吧。特酿，不量产的——外面喝不到。”
丘吉尔双眼放光，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他把雪茄搁在烟灰缸边沿，俯身拿起那瓶酒，凑近瓶口看了看酒液的颜色，然后拧开瓶盖，凑到鼻尖闻了一下，眼睛眯起来，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品到了什么让他满意的东西。
芬恩没有倒酒。他靠在沙发里，把烟叼回嘴角，像是在等丘吉尔那一口咽下去之后再说接下来的话：“斗虫计划——日本农业部可能会发现，但军部会压着他们，让他们视而不见。战后，黑水会从美国、东南亚什么的拉粮食，从香港转运，然后卖到日本。英国赚关税，美国赚企业税，香港赚人工……”他弹了弹烟灰，“皆大欢喜。”
罗斯福笑着点了点头。他把轮椅往茶几方向转了半圈，伸手从那瓶刚开的酒里给自己倒了半杯，杯底在桌面上搁稳了，然后端起来，抿了一口。他的目光从酒杯上移开，落在芬恩脸上，没有说什么，但那一眼的意思是“你果然已经算完了”。
丘吉尔把那口酒咽了下去，喉结滚了一下，杯子的边沿从嘴唇上移开。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芬恩。他看着这个人，这个把虫子投进敌人田地里、然后坐在空调房里笑着说“皆大欢喜”的人。他似乎发现了芬恩为什么能在欧美都无往不利——这家伙会让各方都有利益。大家自然会站在他这边，一起去对付唯一的不利方。
这次是日本。
三个人在瓦伦丁聊到日本和香港的时候，香港出了一个大事情。
和合图龙头李福死了。
事情来得没有征兆。头一天傍晚，李福因为日本人要强征猎鲨船的事，跟日本人吵了一架。吵完之后他回到自己住的那间唐楼，关上门，谁也没见。第二天早上，伙计去送报纸的时候发现门从里面没锁，推门进去，人已经倒在床边的地上，面朝下，手伸向门口的方向。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有人说他是被吓死的，有人说是日本人干的，有人说是胜利友动的手。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已经死了。
消息传出去之后，和合图开始解体。
和字头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严密组织，而是一个帮会联盟。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中上环码头工人发起反法罢工，拒绝接驳法国商船货物，部分工人被捕。事后，十二个工人领袖聚集在中环的“和记客栈”，组织起一个工人互助帮会，取名“合图”，这十二人被江湖上称为“十二皇叔”或“十二友”。他们的绰号各不相同，有人叫马骝王，有人叫方万仔，有人叫痘皮梅，有人叫大眼胜，有人叫尖不甩，有人叫叻仔，有人叫袁陀陀，有人叫先生多，有人叫矮仔周，有人叫扁挞挞，有人叫驼背华，有人叫崩牙才。这些名字底下，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码头、自己的街巷、自己的兄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叫和合图，分开了，各自也是一方势力。
1909年黑骨仁南下给了字头，和合图就有了招牌。和联胜前身是东莞南城区胜和村同乡互助会，后来吸纳九龙仔工人、客家人、围头人，组成“胜和堂”，加入和字头联盟后改名“和胜和”，归入和合图旗下；1930年又独立出来。和安乐起源于土瓜湾安乐汽水厂员工利益组织，1934年从和胜和中分出，成为独立帮会。
现在福伯一死，本就松散的和合图彻底没了主心骨。在日本人的高压之下，本就各怀心思的大小头目开始出走。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单干，有人觉得跟着和联胜更安全，有人开始盘算着投靠胜利友换一条活路，有人什么都不想，只想带着自己的人离开港岛，去九龙找个没人管的地方先躲一阵子。
和义堂、和勇义、和利群、和群乐、和洪胜、和胜义、和胜堂、和一平、和二平、和友和、和禾黄、和九指、和利庐……这些名号开始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从香港的街巷里冒出来。有的是旧堂口换了个名字重新挂牌，有的是几个人凑在一起临时起了一个，有的是从更小的分支里又分出来的，一家茶楼里可以坐着三个不同“和字头”的人，谁也不认识谁。
美军的轰炸，日本人的掠夺，帮会的混乱——香港彻底乱了。
街面上空了。白天的时候没有人敢在街上多走一步，晚上更没有人敢出门。一条街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就全黑了，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还亮着，暗黄色的光线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照着，把那些贴在墙上的旧广告纸照得发白。偶尔有人快步走过，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传得很远，像是踩着一面没有蒙紧的鼓，每一下都带着回音。
结志街的烧腊店关了门，阿昌的招牌还在，但橱窗里面已经空了。美记洋行的门锁着，铁栅栏拉下来，锁头挂在外头，上面蒙了一层灰。凉茶铺的门口已经三天没有开张了，店门半掩着，里面黑黢黢的，看不到人。
陈学文坐在美记洋行二楼的一扇窗户旁边，看着窗外那条空荡荡的街。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另一只手搁在窗台上。刘文静坐在他身后不远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书，没有翻页。
远处，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一声闷响，像是爆炸，又像是楼塌了。声音传到这里的时候，只剩下一点点余音，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气。叹完了，什么都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