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那边，板垣的人去找张作霖，张作霖却一直不在家。这搞得板垣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张作霖去哪儿了？卫兵也只是说出去了，去哪里不知道。
板垣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他穿着关东军军服，腰板挺得笔直，但眉宇间的焦虑藏不住。他派出去的人一批接一批地回来，都说没找到。张作霖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
“八嘎！”板垣把烟头狠狠摁灭，声音里带着怒意，“一个大活人，还能飞了不成？”
副官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道：“会不会是去了苏美洋？”
板垣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不可能。他的家眷还在奉天，他不会丢下不管。”他不知道，张作霖的家眷已经被包达接走了。
伊集院彦吉不死心，他代表几家日本银行又去了一趟大帅府。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圆顶礼帽，手里提着公文包，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透着一股外交官的从容。可他心里比板垣还急——银行的钱借出去了，总要有人签字盖章。
坏消息是，张作霖家眷都没了，连姨太太们的胭脂盒子都搬空了。伊集院走进内宅，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咯噔一下。梳妆台上还有散落的发簪，地上有撕碎的信纸，但人没了，全没了。
好消息是，他见到了张作相。
张作相全权代理张作霖，贷款多多益善！抵押要啥好商量……反正奉天都已经快抵押光了。张作相穿着一身灰布长衫，坐在太师椅上，面前摆着茶壶茶碗，神态不卑不亢。他不是张作霖，没有那股子草莽气，但他说话办事滴水不漏。
伊集院看着张作相那张忠厚老实的脸，心里犯了嘀咕：这人到底知不知道张作霖在搞什么名堂？还是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不可能啊！楚中天会放着美国人不当，当支那人？
张作相给出的理由是：苏俄有批装备要出售，大帅亲自去看看。毕竟苏俄穷得都快尿血了，这也不是啥秘密。他说这话时，眼睛直直地看着伊集院，脸上没有一丝异样。
伊集院闻言放心多了。苏俄确实穷，穷到卖装备换钱，这说得通。张作霖去看货，也说得通。至于为什么家眷都走了——也许是顺路带出去避暑？伊集院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就不再深想了。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真相，是一个能让他回去交差的说法。
东北目前的局势，有点儿扑朔迷离。楚中天这个女婿和张学良这个儿子，带着苏美洋和板垣打间谍战打得如火如荼。张作霖在奉天跟日本人借钱借得热火朝天……日本人居然还心甘情愿地把钱借给张作霖。
这个场景其实大多数人都有点儿看不明白，包括张作相他们其实都有点儿蒙圈。主要是日本人的脑回路太过奇葩——
日本人的文化来自中国，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学了一半，又自己“改良”了。这一改良，就改出了毛病。
赵春桂病逝前张作霖不闻不问，张学良记了一辈子。父子俩三观不合，一个霸道专断，一个叛逆散漫。这跟很多二代子弟与大佬父亲的相处是一样的——但在中国人看来，你再恨他，他也是你爹。可日本人不是这么想的。
日本历史上，“下克上”是家常便饭。织田信长即将统一日本之际，心腹家臣明智光秀发动兵变，焚烧寺庙，逼信长自尽。光秀事后宣称“清君侧”“替天行道”，实际原因只是信长当众骂过他。就因为这个，他就能把主君烧死。放在中国，这叫大逆不道；放在日本，这叫“义举”。
这不是个例。日俄战争期间，军部就经常越过内阁擅自行动，打完了再逼政府承认。后来的事，证明了这种逻辑——
九一八事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俩人违背东京总部命令，擅自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用“既成事实”逼迫政府承认侵略。1936年“二二六”兵变，一千四百多名青年军官占领东京，刺杀多名高官，宣称“尊皇讨奸”。1945年天皇决定投降，年轻军官又发动兵变，试图占领皇宫、销毁投降录音，宣称“不让天皇蒙羞”。
每一次，天皇都不罚，反而嘉奖，称其“忠烈”。内阁也不拦，追认了事。这不是板垣一个人的疯狂，这是日本军政体系几代人养出来的规矩——谁胆子大谁有理，谁干成了谁就是忠臣。
他们把儒家的“忠”扭曲成了“只忠于自己认定的‘大义’”，把“孝”变成了“为夺权可弑父”，把“节义”扭曲成了“以下犯上的正当借口”。所以，他们才会做出1928年炸死张作霖之后、再去找张学良要求合作这种事。在他们看来，这理所当然。毕竟，连几千年的“父上之国”，他们也是说反就反了。
张作霖怕的不是进关，他是怕自己不在的时候，日本人动歪心思。苏美洋跟板垣打得热火朝天，奉天跟日本人借钱借得热火朝天——这两条线不矛盾。在日本人的逻辑里，这本来就是两拨人，各干各的。他们不会觉得楚中天和张学良跟张作霖对着干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对上级的。
包达在马上打了个哈欠，嘟囔道：“回去得让楚大哥请我喝酒，这趟差事跑得我腿都细了。”
郭老西儿笑道：“他请你喝，你敢喝吗？不怕他再给你一顿大脖溜子？”
包达噎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也是。”
远处，苏美洋的灯火越来越近，隐隐能看见楚家院门前的灯笼。不管他们吵也好、骂也好、打也好，日子总得过下去。这就是苏美洋。不是乌托邦，是人间。人间就是这样——有火气，有委屈，有算计，但也有热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