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州回到长安，狄仁杰把王十一娘那罐印泥石粉锁进物证房的铁柜里。铁柜早已塞得满满当当——裴明远的绝笔信、郑有禄的手札、石敢的木箱、陈婉的出库单、沈荷的土布、释月的铜钟碎片、阿纨的木鼓残骸、阿弦的粗陶碗，还有郑阿大留给郑有禄的那把没开锋的短镰。每一件东西都是一笔债，每一笔债都已清了。他用力推了两下才把柜门关严，然后在柜门标签上添了一行字——“王十一娘印泥一罐。守墓人，石敢之未亡人。罐存蒲州道观，待迁杭州石敢墓前。”
苏无名站在旁边，手里捧着刚从档案房调出来的王氏家谱副本。
“大人，王十一娘的名字从家谱上消失了。出嫁之日失踪，王氏族人把她的名字用墨笔涂掉了。替她保留名字的，只有那件嫁衣领口内侧绣着的一个‘石’字。”
“她不需要家谱。她的名字刻在石敢的墓碑上，刻在陈婉的崖边石上，刻在释月替她绣的嫁衣上，刻在她自己烧过泡过的每一块碎石上。名字留在石头上，火烧不掉，水泡不烂。这才是真正的守墓。”
窗外起了风，院子里那两棵小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啦啦响。哑伯正蹲在石阶上卷旱烟，孙老九坐在门槛上磨他那把短镰。赵铁头从柴房抱了一捆劈好的柴码在墙角，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扭头朝书房这边喊了一声——“大人，今晚吃不吃炖鱼？”
苏无名从档案房里探出头来，急得声音都变了调——“那是‘关雎’和‘蒹葭’！不能炖！”院子里几个人都笑了。狄仁杰也笑了一下，把窗户关上，转身回到书案前。
长安城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二月初，灞河边的柳树就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风一吹像一排刚梳过头的少女。狄仁杰每天按时点卯、批公文、翻旧卷、喝茶，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规矩。李元芳又去西市学会了挑香椿，回来拿开水焯了拌豆腐，赵铁头说这玩意儿有股怪味，苏无名一个人吃了半盘子，说这叫春味。
阿苏的酒肆还在西市开着。门口的羊皮灯笼每晚准时点亮，塔顶那盏灯的火苗极小极稳，在夜风里纹丝不动。她每天只卖一瓮酒，卖完就关门，不收银子只收故事。来喝酒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赶脚的骡夫走了，巡街的差役来了，还俗的老和尚又出了家，新来的小伙计在酒肆里讲了他这辈子最怕的事，阿苏听完把酒碗收走了，说你这事不算怕，算憋屈，憋屈不用酒还，下次带碟花生米来就好。
二月十五，长安下了一场透雨。雨从清晨开始落，到傍晚时分还没有停的意思。狄仁杰在大理寺书房里批完最后一叠公文，正要起身回府歇息，苏无名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刚收到的公文。
“大人，刑部转来的。河东道汾州府急报。”
狄仁杰接过公文拆开。信是汾州知府写的，措辞简短——“汾州城外介休县，有村民在汾河旧道芦苇荡中发现一具白骨。白骨身着前朝绯色官袍，官袍前胸用金线绣一‘段’字。白骨周身无伤，唯左手无名指缺半截指骨，断口整齐，系生前切断。恳请大理寺派员查验。”
“段。段老四。郑有禄在汾河旧道拔了一棵草，说段老四当年不是推人，是拉人。他在汾河边上住了好些天，一直在找段老四的尸骨，可他只拔了一棵草，没有找到尸骨。段老四的尸骨在汾河旧道芦苇荡里躺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年开春芦苇被火烧了，白骨才露出来。”
李元芳从墙上取下腰刀，已经站到了门口。
“大人，去汾州？”
“去汾州。”狄仁杰将公文折好放进袖子里，从墙上取下大氅披在身上，又转头对苏无名说，“你留守大理寺。这趟回来，弓弦案最后一个人的尸骨就找到了。段老四不是贪官，不是弓弦案同谋，不是收债人，他只是军中一个普通的老兵。可他是所有收债人里唯一一个被记在别人名单上的人——石敢记过他，郑有禄记过他，韩翃也记过他。他拉过周大柱，帮过何满仓，推过水桶，教过石敢削木桩。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的人，死在汾河冰窟窿里，死了这么多年没有人替他收尸。现在有人在芦苇荡里放了一把火，把他的白骨烧出来了。放火的不是别人，是唐敬宗——他替郑叔拔了那棵草，又替郑叔找到了段老四的尸骨。郑有禄收了唐敬宗的刀，唐敬宗替郑有禄收了段老四的尸。师徒俩各自还了各自欠段老四的债。”
李元芳已经把马牵到了大门口，两匹马都换上了新蹄铁，马鞍上挂着水囊和干粮。狄仁杰翻身上马，拉了拉缰绳。雨还在下，细密密的雨丝打在他的大氅上，顺着氅面往下淌。他回头看了一眼大理寺门口那两棵小树，雨水把叶子洗得碧绿，在暮色里泛着幽幽的光。
“走吧。”他夹了夹马肚子，催马朝城东方向走去。马蹄踏着积水，溅起一片泥点子。长安城东门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城墙上那几盏风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在雨中摇摇晃晃，像几只不肯闭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