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把那封信放在木箱最上面，让钟大柱把铺子门板合上，坐下来慢慢说。钟大柱把围裙解下来搭在门槛上，又给狄仁杰续了碗凉茶，自己蹲在铁砧旁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满是石粉的手。
“草民跟了师父十多年，他从不提从前的事。只有一回，铺子里接了一块急活，刻的是钱塘县一个老秀才的墓碑。那老秀才姓沈，师父刻到一半忽然把凿子放下了，说这个‘沈’字他刻过。草民问他什么时候刻的，他没回答，只是用左手在围裙上来回搓，搓了很久。后来草民才知道他刻的不是墓碑上的‘沈’字，是青石板上的‘沈’字。”
“他有没有提过一个叫裴明远的人？”狄仁杰问。
钟大柱摇头。“师父从不提别人的名字。但每年腊月初八，他都会一个人坐在铺子后院里烧一堆纸，烧完了用烧剩下的炭灰在青石板上写字。写的不是碑文，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人名，草民只认得其中几个字。写完了他对着名单磕三个头，然后把石板擦干净，炭灰扫进一个粗陶罐里。那罐子现在还在后院埋着，师父过世前交代过，等有人来找他就挖出来。草民一直没等到，今天狄大人来了，草民这就去挖。”
狄仁杰和李元芳跟着钟大柱来到后院。院角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树下埋着一只粗陶罐，罐口封着蜡。狄仁杰挑开封蜡，里面是满满一罐炭灰，炭灰里埋着好几块靛蓝色的土布碎片，每一块碎片上都绣着半个没绣完的字。罐底压着一封用油布裹着的信。
他拆开油布，里面是一封裴明远写给石敢的亲笔信，馆阁体，端正得一丝不苟。信上的内容却不像笔迹那样从容——“石敢吾徒，汝在江南所为，吾已知悉。以炭还粮以井为棺，此法甚善。然汝须切记，汝所杀之人皆有罪，汝之罪亦不可免。杀一人而救百人，非义也，乃不得已也。汝既执凿，当自承其罪。吾在凉州另有要事，不能南来。汝若见裴氏族人落难，望念在为师面上，助其一臂。裴明远手书。”
狄仁杰把信折好放进袖子里，让钟大柱继续挖。枣树根须发达，挖到深处铁锹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钟大柱蹲下身用手刨开浮土，是一块青石碑。碑不大，上面刻着的字也是左撇子凿法，每个字都像用凿子在石头上反复砸出来的，收笔处直直往下顿。碑文只有一句话——“石敢之墓。吾一生杀贪官七人，自知罪不可恕，不葬祖坟，不立墓碑。此碑系吾生前自刻，留待后人评说。”落款处没有刻塔，只刻了一把凿子。
“他连自己的碑都刻好了。”李元芳蹲在碑前，用手指摸着那些深而直的刻痕，“他刻这块碑的时候手一定很稳——他在给自己判刑。”
“他给自己判的不是死刑，是无后。不葬祖坟，不立墓碑，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家族里抹掉了。他觉得自己杀了人，不配葬在祖坟里，也不配有后人替他立碑，所以自己给自己刻了块碑，埋在枣树底下，谁也不告诉。他这辈子刻了无数块墓碑，最后一块刻的是自己的名字。”
狄仁杰转身问钟大柱，石敢生前有没有成家，有没有儿女。钟大柱说师父独居了一辈子，没有人上门说过亲事，除了来刻碑的主顾从不与人来往。只有一个人，每年清明会来铺子里坐一会儿，是个老头，左腿有点跛，和师父两个人坐在后院，也不说话，就一人一碗酒干坐着喝。喝完了那老头起身就走，师父也不送。
“有一回草民问师父那是谁，师父说是他年轻时候一起当兵的同袍，姓段。后来再问，师父就不说了。”
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姓段，汾州人，段老四。那个在汾河旧道淹死的段老四，当年在军中教石敢削木桩的段老四，他每年清明都来钱塘江边看石敢，坐一个时辰，喝一碗酒，不说话，然后走。石敢死了，他大概也知道了——他淹死在汾河冰窟窿里，就在郑有禄去找他之前。这些人一个接一个，从江南道到凉州，从凉州到汾州，从汾州到长安，从长安到邺城，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还债，每个人都在等自己的债主。石敢是第一个动手的人，他把法传给了裴明远，裴明远传给了释月，释月传给了阿纨和阿弦，阿弦传给了阿骨，阿骨敲了钟。现在钟声已经停了，敲钟的人走了，第一个握凿子的人还躺在枣树底下，碑上的字被树根缠了大半，只露出“石敢”两个字。
他把那块被树根缠住的石碑重新埋好，让钟大柱把后院收拾干净。接着又让李元芳把那罐炭灰和靛蓝土布碎片全部带回杭州府衙，连同石敢留下的那箱土布、裴明远的亲笔信、石敢自刻的墓碑拓片，一并打包寄回长安大理寺归档。然后他回到渡口对钟大柱说，你师父的石碑铺子可以继续开着，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做过的事，你可以自己判断。但我只告诉你一件事：你师父这辈子刻的最后一块碑，不是他自己的墓碑，是他替凉州月氏旧营守鼓人阿氏刻的碑。那块碑现在还在月氏塔后面立着，碑上刻的是阿氏的名字，碑背面刻了一把凿子。他把凿子还给了教他刻碑的人，他自己什么也没留。说完便和李元芳牵马离开了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