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8年，武元衡生于河南缑氏，也就是如今河南偃师一带。单看姓氏“武”，在中唐时期自带一层微妙又敏感的底色——他的曾祖父武载德，是女皇武则天的亲堂弟弟，官至湖州刺史，武周王朝时期，整个武氏宗族权倾朝野，风头无两。
但武元衡能安稳长大，全靠祖辈两代人极高的政治智慧，早早避开了李氏皇室清算武家的血雨腥风。
武元衡的祖父武平一，是整个家族最清醒的人。武周鼎盛之时，诸王外戚争相追逐权位，出入宫廷争宠求官，唯有武平一闭门读书，潜心诗文，多次上书劝谏武则天克制武氏外戚权势，不要纵容族人骄横跋扈。等到神龙政变，武则天退位，李唐皇室复辟，曾经权倾天下的武家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大量武氏子弟遭到贬谪清算，唯有武平一因早年屡次抑制自家宗族、不贪权柄，不仅未受牵连，反倒被唐中宗召入宫中，担任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以文臣身份安稳立身，还被单独写入《旧唐书·逸人传》，成了武家少有的清流标杆。
父亲武就继承了武平一低调内敛、精通文墨的特质，官拜殿中侍御史，一生不攀附权贵，平日里只以诗书传家，留有文集五卷收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这样的家风，直接塑造了武元衡的底色：骨子里流淌着武氏族人骨子里的强硬果决，又自小被教导隐忍、清醒、进退有度，不盲从权贵，不依附派系。
少年时期的武元衡，完美诠释何为“天资过人”。史书评价他“幼敏悟，长于五言，容貌俊朗，风骨不凡”。放在今天，就是长相俊秀、文笔绝佳的顶尖学霸。盛唐、中唐科举极难，每年全国数千读书人赶考，最终录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二，能登进士榜已是千里挑一，状元更是万中无一。
武家家学丰厚，家中藏书满屋，武元衡自年少便博览经史子集，尤其擅长五言律诗，写景抒情细腻婉转，少年时期的习作便在洛阳文人圈子广为流传，不少名士主动登门与其结交。旁人少年求学多苦读煎熬，他却能从容游走诗书之间，闲暇游历洛阳山水，早早埋下偏爱写景寄情的诗心。
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表面恢复太平，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地方藩镇手握军政财权，形同独立小国；朝堂派系林立，宦官、朝臣、外戚互相拉扯；底层百姓饱受赋税、兵役压榨。少年武元衡随父辈走访州县，亲眼看见藩镇将领截留赋税、私养兵马，地方官员敢怒不敢言，百姓夹在中央与藩镇之间苦不堪言。年少的他默默立下志向：若他日身居高位，必收拢地方割据权力，重塑朝廷权威，还天下安稳。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二十五岁的武元衡收拾行囊前往长安参加科举。此时距离武周覆灭已过去七十余年，武氏宗族早已不复当年权势，“武”姓不再是朝堂显贵的通行证，甚至不少官员对武家后人抱有偏见。但武元衡不在乎家世带来的非议，仅凭考场之上一篇诗赋惊艳主考官，一举夺得进士榜首，高中状元，正式踏足仕途。
年少状元，家世书香，容貌出众，一身文人风骨，初入官场的武元衡，本以为能顺理成章施展抱负，可现实很快给他浇下一盆冷水。
登科之后，武元衡先是进入地方幕府担任僚属，辗转多地历练，一路升迁至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负责巡查各地官吏、弹劾不法，需要刚正不阿、不避权贵，这份官职恰好契合武元衡的性格，任职期间，他多次上书弹劾贪腐、纵容手下作乱的地方武官，从不畏惧对方背后的靠山。
数年之后，武元衡调任华原县令，这个京畿周边的小县，成了他仕途第一次重大挫折的起点。
华原地处长安近郊，归京兆府管辖，驻扎大量神策镇军。当时镇守京畿的禁军将领，大多凭借唐德宗的恩宠居功自傲，军纪涣散，时常纵容手下士兵欺压当地百姓、勒索商户，肆意干涉地方政务。县令品级低微，手中无兵权，面对跋扈的镇军将领，大多选择隐忍退让，只求安稳度日。
武元衡上任后，全然不打算妥协。士兵骚扰百姓，他依法抓捕惩处；将领强行向县城征调物资，他直接驳回文书，当面与镇军督将对峙。几次冲突下来，一众禁军将领记恨上这位不肯低头的县令，处处刁难县衙公务，政令推行寸步难行。
一边是手握兵权、背靠帝王恩宠的武将，一边是手无兵权、孤掌难鸣的自己，武元衡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想屈从强权。思来想去，他干脆上书朝廷，谎称身染重病，辞官离开华原，寻了一处僻静山野隐居，每日饮酒作诗，不问朝堂纷争，一隐便是数年。
隐居岁月看似闲散，实则是武元衡以退为进的选择。他没有彻底断绝与文人圈子的往来，诗作持续流入长安，传到唐德宗李适耳中。德宗本身爱惜人才，早年间便听闻武元衡状元之名，得知他辞官是不愿屈从跋扈禁军，反倒更加欣赏他刚正不屈的品性，认定此人有风骨、有才干，绝非趋炎附势之徒。
没过多久，德宗特意下旨征召武元衡重返长安，授比部员外郎一职。回到中枢朝堂的武元衡，办事条理清晰，公文处理细致周全，同僚皆赞其沉稳可靠。德宗对他格外看重，短短一年之内，接连三次提拔，一路升迁至尚书右司郎中，掌管尚书省日常公务，位置核心，权责不轻。
贞元二十年，武元衡再升一级，担任御史中丞，成为朝廷最高监察长官，百官言行皆在其监察范围之内，权力极大。史书记录过一段极具画面感的往事：一次延英殿奏对，武元衡汇报完监察事宜，躬身告退离去，德宗站在殿中，一直目送他走出大殿，转头对身边近臣感慨：“元衡真宰相器也。”
帝王亲口认定他具备宰相之才，这份极高评价，在当时满朝文武之中，没有第二人得到。彼时武元衡四十出头，正值壮年，前途一片光明，所有人都笃定，不出数年，他必定位列宰辅。
可世事无常，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唐顺宗李诵登基，朝堂局势一夜翻天覆地。
顺宗常年卧病，难以亲自处理朝政，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推行永贞革新。革新派一心整顿吏治、抑制藩镇宦官，初衷虽好，但行事激进，急于收拢权力，凡是不肯依附王叔文集团的官员，一律视作阻碍革新，想方设法排挤打压。
王叔文看中武元衡手握御史中丞的监察大权，派人以高官厚禄拉拢，希望他站队革新派，一同清理朝堂旧臣。武元衡内心认同整顿朝纲、约束藩镇的理念，却看不惯革新党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手段，当场严词拒绝拉拢，不肯与其同流合污。
矛盾彻底爆发在德宗山陵仪仗安排一事上。当时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统筹先帝葬礼全部仪仗事宜。革新派核心刘禹锡主动登门，求武元衡任命自己为仪仗判官，借机接触皇室、积攒政治资本。武元衡知晓刘禹锡依附王叔文，不愿给革新派扩张势力的机会，直接回绝请求。
此事彻底惹怒王叔文一党。数日后，一纸调令下发，武元衡被免去御史中丞要职，改任闲散无实权的太子右庶子，明升暗降，彻底排挤出权力核心。昔日帝王口中的“宰相之才”，转瞬沦为朝堂边缘闲人。
永贞革新仅持续八个月便宣告失败，顺宗被迫禅位给太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立志削藩、打造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宪宗早年担任太子时，武元衡曾担任册立仪式赞引官，宪宗早已知晓此人刚正公允，对其印象极佳。登基之后，宪宗第一时间将武元衡官复原职，重新任命为御史中丞，不久又提拔户部侍郎，将国家财政相关事务交付他打理，极度信任。
经历一次朝堂大起大落，武元衡心性更加沉稳，办事愈发周全，同时心中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信念，从未有半分动摇。
元和二年正月，公元807年，四十九岁的武元衡正式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百官之首的当朝宰相，终于兑现当年德宗“宰相器”的评价。
彼时大唐西南局势动荡，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离世，副手刘辟趁机起兵叛乱，妄图割据蜀地，占据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三镇，自立为西南土皇帝。宪宗派遣大将高崇文率军入蜀平叛，耗时数月平定刘辟之乱，可蜀地久经战火，人心浮动，少数民族部落伺机作乱，地方官府残破，民生凋敝。
西川乃是大唐西南门户，物产丰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一旦再度动乱，西南全线失守。平叛结束后，朝堂急需一位威望充足、文武兼备、行事稳重的重臣镇守蜀地，安抚百姓、整顿军政。满朝文武权衡许久，唯有武元衡最合适。
同年十月，宪宗下旨，武元衡卸下朝中宰相政务，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加封临淮郡公，远赴成都镇守西南，手握西川军政全权。
赴蜀之路遥远崎岖，翻越秦岭、巴山，一路山高雾重，武元衡途中写下名篇《题嘉陵驿》：悠悠风旆绕山川，山驿空蒙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短短四句，写尽入蜀路途苍茫，也暗藏他安抚西南、再开太平的抱负。
抵达成都之后，武元衡没有立刻动用武力高压管控，而是推行一套刚柔并济的治理方案，只用短短一年，就让久经战乱的西川恢复生机。
民生层面，他体恤战乱百姓，下令减免赋税徭役，开仓放粮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放宽商贸管控，修复战乱损毁的商铺、码头，鼓励蜀锦、茶叶贸易，短短两年成都市井恢复往日繁华；兴修水利，开垦荒废农田，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史书评价他“俭己宽民，蜀人赖之”，当地百姓十分爱戴这位外来节度使。
军政层面，他整顿溃散的西川驻军，严明军纪，淘汰老弱懈怠士兵，训练精锐守军；对西南周边吐蕃、南诏、各少数民族部落，不轻易动武，主动派遣使者互通友好，划分边界、开通互市，用贸易安抚部族，同时修筑边防堡垒，守住边境要道。一边示以仁德，一边暗藏武力威慑，周边部族不敢轻易侵扰西川边境，西南多年无大规模战乱。
治理政务之余，武元衡没有放下笔墨诗书。成都自古文风鼎盛，才女薛涛久负盛名，常年居住浣花溪，自制精美彩笺写诗，蜀中官员文人皆与其诗文往来。武元衡到任之后，与薛涛频繁诗词唱和，留下数十首往来诗作。薛涛曾献上《上川主武元衡相国二首》，夸赞他治理蜀地的功绩；武元衡亦写下多首赠答诗篇，文字清雅温柔。
后世常有传言，说武元衡与白居易因薛涛心生隔阂，实则并无激烈矛盾。白居易与武元衡本是诗友，二人诗词风格一写实、一清雅，私下多有诗文交流，所谓“情敌”只是后世文人附会的趣味野史，并无史料佐证，二人朝堂之上政见虽偶有分歧，私交始终平和。
在蜀七年，武元衡留下大量写景、思乡、寄怀诗作。《全唐诗》收录其一百九十一首诗作，半数以上创作于西川任职时期。其中流传千古的《春兴》，便是他客居蜀地思念洛阳家乡所作：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词句轻柔婉转，意境悠远，很难想象出自一位铁腕治军、决断政务的节度使之手。
当时文坛将武元衡归为“瑰奇美丽”一派，五言诗更是冠绝中唐，民间百姓喜爱他的诗作，常常抄录成册，配上乐曲传唱，流传极广。铁血宰辅的刚性，与诗词才子的柔软，在蜀地七年时光里完美融合。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西南彻底安定，边境和睦，民生富庶，宪宗念及武元衡治蜀大功，下旨召其返回长安，二次拜相，重回朝堂执掌中枢军政大权。
离开成都那日，百姓沿街相送，不舍这位体恤百姓的节度使，武元衡望着富庶安稳的蜀地，心中既有不舍，也清楚长安还有更艰难的削藩大业等待自己。
重回长安担任宰相，此时唐宪宗的削藩计划进入关键阶段。安史之乱遗留的藩镇割据顽疾，历经德宗、顺宗两朝，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全国四十八处藩镇，近半数不听从中央调度，不上缴赋税，节度使父死子继，私设官吏、独掌兵权，俨然独立王国。
宪宗胸怀大志，一心效仿贞观、开元盛世，决心彻底铲除割据藩镇，收回地方军政财权，实现天下一统。武元衡是朝堂之上最坚定的主战派，也是宪宗削藩计划第一执行者，全国征讨叛乱藩镇的军机要务，尽数交由他一人统筹决断。
元和九年，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逝，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不向朝廷上报，擅自接管淮西三州兵马，起兵四处劫掠州县，兵锋直逼东都洛阳，公然反叛大唐。宪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立刻分裂为主战、主和两大派系。
主和派大臣占据半数，认为淮西军力强悍，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建议朝廷承认吴元济继承权，安抚息兵，避免再起战火；武元衡当庭力排众议，直言藩镇姑息一日，中央权威削弱一分，今日纵容吴元济，明日其余藩镇便会争相效仿，大唐永无宁日，坚决主张调集重兵讨伐淮西叛乱。
宪宗完全采纳武元衡的主张，正式下令各路大军合围淮西，平定吴元济之乱。
吴元济自知单凭淮西一地难以抗衡朝廷大军，连忙派遣使者联络两处强藩求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这两处藩镇同样割据多年，深知唇亡齿寒，一旦淮西被朝廷平定，下一个目标必然是自己，立刻结成同盟，处处阻挠朝廷平叛战事。
王承宗率先上表朝廷，长篇奏折诋毁武元衡，指责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要求宪宗罢免武元衡、赦免吴元济，被宪宗直接驳回。王承宗不死心，暗中资助淮西叛军粮草兵器，在长安的成德进奏院（藩镇驻京办事处）四处散播谣言，抹黑武元衡。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手段更为阴狠。他麾下幕僚向其献策：天子执意讨伐淮西，根源全在武元衡，只要除掉这位主战宰相，朝中无人主持平叛大局，朝廷自然会罢兵安抚藩镇。李师道深以为然，暗中招募数十名亡命刺客，潜入长安，蛰伏等候刺杀时机。
在此之前，李师道已经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平叛：派遣人手焚毁朝廷前线粮草，在洛阳城中纵火作乱，刺杀忠于朝廷的地方官员，如今将所有赌注押在刺杀武元衡身上。
面对藩镇源源不断的威胁与诋毁，武元衡从未有半分退让。每日凌晨天未亮便起身入宫处理军机，深夜方才返回府邸，统筹各路军队调度、粮草补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身边亲友多次劝说他加强府邸护卫，减少独自出行，提防藩镇刺客报复，武元衡只是淡然一笑，自认一心为国，坦荡无畏惧，并未大幅增加护卫人手。
元和十年六月初二，也就是遇刺前一日，成德进奏院官员登门拜访武元衡，假意劝说他缓和对藩镇的强硬态度，暗中试探其出行路线、上朝时间。武元衡一眼看穿对方来意，言辞犀利回绝游说，送客之后，心中隐约生出不安，当夜辗转难眠，写下那首暗含不祥预感的《夏夜作》。
他隐约察觉暗流汹涌，却万万没有料到，藩镇势力竟敢在皇城脚下，光天化日之下，对当朝宰相痛下杀手。
元和十年六月初三，凌晨丑时，夜色浓重，长安城万籁俱寂，绝大多数百姓尚在沉睡。
武元衡一如往日，简单梳洗之后，身着紫袍官服，骑马前往大明宫早朝，随行护卫不过十余人，手持灯笼在前引路。府邸位于靖安坊，坊门距离朱雀大街仅有数十步，这段短短路程，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段路。
刺客早已提前埋伏在坊门两侧大树、院墙之后，人数二十有余，全部身着黑衣，暗藏利刃弓箭，由李师道精心训练，个个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队伍刚踏出靖安坊东门，暗处一声“灭烛”号令响起，箭矢齐发，引路灯笼尽数熄灭，视野瞬间漆黑。护卫慌乱反击，刺客分出一半人手缠住护卫，另一半径直冲向武元衡。
第一箭射中武元衡左肩，剧痛袭来，还未等他呼救，一根粗壮木棍从侧面猛击左腿，腿骨当场断裂，他失去平衡伏在马背，无法逃跑。护卫人数太少，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刺客，纷纷四散逃命，整条街道只剩武元衡孤立无援。
几名刺客上前抓住马缰，牵着马匹往前走了十余步，借着微弱天光确认此人正是当朝宰相武元衡，毫不犹豫一刀刺入心口，当场夺去性命。为了回去向李师道复命领赏，刺客残忍砍下武元衡头颅，用黑布包裹，趁着晨雾分头四散逃离现场，全程行云流水，干净利落，没有一丝拖沓。
几乎同一时刻，另一名主战核心、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同样遭遇另一批刺客伏击。刺客三剑接连砍向裴度，第一剑斩断靴带，第二剑划伤后背，第三剑劈中头部。万幸裴度头戴厚实毡帽，缓冲了刀刃力道，负伤滚落路边水沟，刺客误以为他已经身亡，匆忙离去，裴度侥幸保住性命，卧床休养许久才痊愈。
天色微微泛白，大明宫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列队等候宰相上朝，许久不见武元衡身影，却看见一匹无人驾驭的骏马，马背上沾染大片血迹，独自奔入宫门。众人心中顿生不祥，金吾卫官兵立刻沿路搜寻，最终在靖安坊东门找到一具无头紫袍尸体，凭借衣物、随身玉佩确认，死者正是武元衡。
噩耗飞速传入皇宫，唐宪宗李纯当场痛哭，悲痛到难以站立，连续三日停止上朝处理政务，下诏全城戒严，关闭长安所有城门，五城兵马司、京兆府、金吾卫全员出动，挨家挨户搜查刺客，悬赏一万贯捉拿行凶之人，但凡提供线索者一律重赏，窝藏刺客株连全家。
藩镇刺客的嚣张远超所有人想象。搜查期间，金吾卫、京兆府、万年县、长安县等多处官署门前，都被人偷偷留下恐吓字条，白纸黑字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直白威胁官吏不得追查此案，可见李师道安插在长安的眼线遍布各处，朝堂上下人心惶惶，官员出门上朝人人增设大量护卫，一时之间长安城内弥漫恐怖气氛。
朝廷大肆搜捕多日，抓获一批流浪流民、市井无赖，仓促处死十七人充数，真正参与刺杀的核心刺客早已在藩镇眼线掩护下逃出长安，返回淄青向李师道复命，短期内无法捉拿归案。
武元衡惨死，朝野哗然，无数官员为其上书鸣不平。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愤慨难平，第一时间上书宪宗，请求朝廷彻查刺杀背后藩镇主谋，从严惩处幕后元凶。这份奏疏言辞激烈，直指成德、淄青节度使蓄意谋害宰相，彻底得罪主和派与暗中勾结藩镇的官员，后来也成为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宪宗痛失心腹宰相，悲愤之余，非但没有动摇削藩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讨伐淮西、震慑割据藩镇的意志。他重伤痊愈的裴度接替武元衡，主持平叛军机，加大兵力围剿吴元济，同时暗中布局，调查刺杀案背后的藩镇元凶。
三年之后，淮西叛乱彻底平定，吴元济被俘押送长安斩首；又过数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内部兵变，部下将其斩杀，押送京师，刺杀武元衡的真相全盘曝光，所有参与谋划、执行刺杀的人尽数伏法，终于告慰武元衡亡魂。
武元衡遇害时，年仅四十六岁。宪宗感念他一生为国、铁腕削藩、惨遭藩镇毒手的忠义，下旨追赠司徒，赐谥号“忠愍”。
“忠”是表彰他一心忠于大唐、辅佐帝王中兴；“愍”是怜惜他为国牺牲、死状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