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孝孝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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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6章 心啊,你慢点儿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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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后,这张纸被装进一只透明塑料袋,纸边起了毛,蓝黑的字还发亮。

没人相信,它当年值零分。

更没人相信,它后来值满分。

这张纸,是一份高考作文底卷。

折起来,四四方方,像一块小豆腐。

展开来,八百八十八个字。

写字的人叫谢柳青。

1977 年 12 月 17 日,湘北的早晨冷得像一块铁。

天没亮透,考场外的水洼结了薄冰,一脚踩上去,“咔嚓” 一声,碎成一圈蛛网。

谢柳青把手插在袖筒里,指尖还是麻的。

他二十五岁,下乡五年,掌心有茧,指甲缝里那点黑泥,怎么洗都洗不净。

他兜里揣着一张准考证,硬纸片,被体温焐得发软。

上头印着他的名字、编号,还有一枚红章。

那枚章是圆的,印泥偏暗,边角糊了一点。

为了这枚章,他跑了整整两个月。

两个月前,他连报名的门都摸不着。

湖南省岳阳地区,冬月里的风刮过田埂,把稻草吹得 “哗哗” 响。

谢柳青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四十里。

那天傍晚,大队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

喇叭挂在老樟树上,外壳锈得发黄,声音一出来,半个公社都听得见。

播音员念的是中央的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念到 “自愿报名,择优录取” 六个月,谢柳青正蹲在灶门口添柴。

他手一抖,一把稻草塞进去,火 “轰” 地窜起来,燎了眉毛。

他没躲。

他盯着灶膛里那团火,眼睛一眨不眨。

五年了。

他等这句话,等了五年。

1972 年,他高中毕业。

那年他二十岁,个子高,书念得好,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念。

毕业照上,他站在最后一排,胸口别着一枚像章,笑得露出牙。

班主任拍他肩膀,说:“柳青,你要能上大学,准是个读书的料。”

三个月后,他背着铺盖卷,下了乡。

铺盖卷是用麻绳捆的,一头卷着棉被,一头塞着两本旧书。

一本《红楼梦》,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

书是他从父亲的书柜底下翻出来的,封面撕了,怕人看见。

他父亲是教师。

在那一阵,“教师” 两个字,是贴在门上的黑字。

“臭老九” 三个字,是用墨汁刷在墙上的,刷了三层,压不住底下的旧标语。

父亲被拉去公社中学扫厕所,扫了两年。

母亲在家喂鸡,两只母鸡,一天两个蛋,攒着换盐。

谢柳青下乡那天,父亲没来送。

父亲托人捎来一句话:“别写信,别回来。”

他把这句话记了五年。

知青点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一间灶屋,一间男宿舍,一间女宿舍。

屋里一张木板床,稻草铺底,上面一层苇席。

冬天苇席冻得硬,翻身 “咯吱” 响。

他在这里学会了挑粪、插秧、扶犁、打谷。

也学会了闭嘴。

“闭嘴” 是他自己总结的:不说家里,不提父亲,不谈大学。

有一年招推荐生,大队开会。

老支书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 “吧嗒吧嗒” 响。

名单念到第三个,是个贫农的儿子,初中都没念完。

谢柳青坐在最后一排,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肉里。

散会时,老支书叫住他。

老支书说:“柳青,你书念得多,我知道。”

“可你这出身,我报上去,公社那一关过不去。”

谢柳青点点头。

他说:“叔,我懂。”

那天夜里,他一个人走到村口的土坡上。

北斗七星挂在天上,亮得像七颗钉子。

他仰着头,看了很久。

后来他在作文里写:“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

那不是编的。

那是他真干过的事。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一年一次推荐,一年一次落空。

他看着别人收拾行李,坐上公社的拖拉机,去城里报到。

拖拉机是东方红 - 20,车斗里垫着稻草,走一趟扬一路黄尘。

他站在村口,笑着挥手。

手放下来,掌心全是汗。

第五年,消息来了。

不是推荐,是考试。

1977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那天公社的邮递员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绑着报纸捆。

谢柳青从田里跑回来,裤腿上还挂着泥。

他把报纸摊在灶台上,一个字一个字看。

“自愿报名。”

“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他看了三遍,忽然蹲下去,双手抱住头。

灶膛里的火苗 “噼啪” 响,映得他后脖颈发红。

他没哭。

他只是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五年的石头,被人撬了一下。

撬动了,还没搬开。

第二天,他去大队部报名。

大队会计翻出一本新册子,扉页印着 “报名登记表”。

表格是油印的,字迹发蓝,格子里还带着滚筒压过的痕。

会计问他:“家庭出身?”

谢柳青说:“父亲是教师。”

会计的笔停住了。

笔尖悬在纸上,洇出一个蓝点。

会计抬头看他一眼,说:“教师…… 填‘职员’吧。”

谢柳青说:“不能填职员,我爸就是教师。”

会计把笔一放,说:“那你这个表,我先不收。”

他在大队部站了半个钟头。

老支书从地里回来,裤脚卷到膝盖,脚上穿一双胶鞋。

老支书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他。

老支书说:“天教师。”

“实事求是。”

“出了问题,我签字。”

老支书叫赵德厚,四十来岁,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

他在表格底下按了一个红手印。

手印按得重,纸都透了。

谢柳青把表格捧在手里,鞠了一躬。

老支书摆摆手,说:“快去公社,晚了人家下班。”

公社在镇上,十里路。

他一路小跑,棉袄后背湿了一片。

公社教育干事姓周,戴一副黑框眼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

周干事把表格翻来覆去看,最后停在一栏上。

“父亲职业:教师。”

“社会关系:父亲曾受批判。”

周干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周干事说:“小谢,你这个情况,我不好往上报。”

谢柳青问:“为什么?”

周干事说:“政策是政策,底下的口径是口径。”

“你这‘曾受批判’四个字,谁写的?”

谢柳青说:“大队实事求是写的。”

周干事笑了,笑得嘴角发凉。

周干事说:“实事求是是好事,可实事求是也能要人命。”

谢柳青没说话。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表格 “哗啦” 响。

他忽然开口。

他说:“周干事,我父亲教书三十年,教出去的学生,有当兵的,有当工人的,有当干部的。”

“他犯了什么错,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想考大学。”

“考不上,我认。”

“不让我考,我不认。”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

墙上的挂钟 “嗒、嗒” 响,钟摆一下一下,像敲在人太阳穴上。

周干事把表格往前推了推。

周干事说:“表留下。”

“我给你往县里送。”

“成不成,不在我。”

谢柳青说:“成不成,我都记您这一句。”

他走出公社大门,天已经黑透了。

路边的白杨树只剩枝桠,风一吹,呜呜地响。

他走回大队,脚底板磨出两个泡。

那晚他在工棚里给民工念《红楼梦》。

念到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一个老民工说:“这书里的人,咋跟咱一样,说败就败了。”

谢柳青合上书,说:“人败了,书还在。”

老民工咂咂嘴,说:“书在,顶啥用?”

谢柳青没答。

他心里想:书在,就能考。

表送上去半个月,没信。

他又跑县城。

县城班车一天两趟,票价三毛五,车窗上结着霜,得用指甲刮开才看得见路。

他舍不得坐车。

四十里地,他走着去。

棉鞋底磨薄了,脚后跟冻裂,裂口渗血,袜子粘在肉上。

县招生办在教育局二楼,一间屋子,三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招生简章。

简章纸是白的,字是黑的,角落盖着公章。

他挤在人群里,踮着脚看。

旁边一个女知青小声念:“…… 政审合格,身体健康,方可报考。”

女知青念完,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谢柳青站在原地,把 “政审合格” 四个字嚼了一遍。

他回家写了一封信。

信封是母亲从柜底翻出来的,旧信封,边角发脆,八分钱的邮票,贴了两张才够。

信写给《湖南日报》编辑部。

他写得很短。

他写:“我是一个下乡五年的知青,父亲是教师,在运动中受过批判。我想报名参加高考,材料送到公社,迟迟没有回音。我不是来告状,我是来问一句:像我这样的人,还让不让考?”

信末他写了自己的名字、大队、公社。

他把信投进邮筒,手在邮筒口停了一会儿。

邮筒的铁皮冰凉,投信口像一张嘴。

信投进去,“咚” 一声。

他站在邮局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一个乡下知青,给省报写信。

谁会看?

第七天,公社来人了。

来的是县招生办的一个干部,姓李,骑一辆自行车,车铃不响,用嘴喊。

李干部在大队部把谢柳青叫过去。

李干部说:“你给报社写信了?”

谢柳青说:“写了。”

李干部说:“报社把信转到地区,地区转到县里。”

“县里让我来看看。”

谢柳青的手指在裤缝上蹭。

李干部说:“你的情况,我看了。”

“父亲是教师,受过批判,这是事实。”

“但你本人下乡五年,劳动表现,大队有鉴定。”

“鉴定上写的是‘吃苦耐劳,群众反映好’。”

李干部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抖了抖。

李干部说:“我给你签个意见,往上报。”

“能不能批,看地区。”

谢柳青问:“要多久?”

李干部说:“快的话,十天。”

“慢的话……”

他把话咽了。

谢柳青懂了。

慢的话,就赶不上考试。

那十天,他天天去大队部。

大队部门口有一条土路,路边的枯草被人踩平了。

他每天傍晚站在路口,等邮递员。

邮递员的自行车钥匙 “叮铃” 一声,声音脆,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

第九天,铃响了。

邮递员从车后架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信封上盖着地区招生办的红章。

他手抖,撕了三次才撕开。

里面一张纸,油印的,字不多。

“同意报考。”

下面一行小字:“请于 12 月 10 日前到县招生办办理准考证。”

他站在路口,把那张纸看了又看。

风把纸吹得 “哗啦” 响,他用手压住。

他忽然蹲下去。

蹲在土路上,肩膀一抽一抽。

他没哭出声。

他只是觉得,胸口那块石头,终于被人搬开了。

搬开以后,里头全是空的,风一吹,呼呼地响。

报上名,离考试只剩一个月。

他白天上工,晚上复习。

复习没有课本。

他的高中课本,早被母亲拿去垫了箱底。

他跑到公社中学,找教过他的语文老师。

老师姓陈,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正在办公室改作业。

陈老师听他说完,愣了一会儿。

陈老师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翻了半天。

书架是木头的,漆掉了一半,最底层压着一摞旧课本,书脊用线缝过。

陈老师抽出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书页发黄,边上卷了角,里头用红笔写着批注。

陈老师说:“就这两本,你拿去。”

谢柳青说:“老师,您自己不用?”

陈老师摆摆手,说:“我用不着了。”

“我教了二十年书,教的学生里头,还没出一个大学生。”

“你去考。”

“考上了,算我一个。”

谢柳青把两本书抱在怀里,鞠了一躬。

他走出办公室,回头看了一眼。

陈老师站在窗前,背有点驼,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一个月,他睡在工棚。

工棚是看水渠用的,一间茅草棚,四根柱子,一张竹床。

夜里点一盏马灯。

马灯是铁皮的,玻璃罩熏黑了一半,灯芯拧到最小,火苗只有豆子大。

他就着这点光看书。

看到半夜,手冻僵了,他把手塞进棉袄里焐一会儿。

焐热了,再翻页。

同屋的民工翻身,嘟囔一句:“柳青,睡吧,明儿还得挑土。”

他说:“再看两页。”

两页看完,又两页。

他把《语文》从第一课翻到最后一课。

古文、白话文、应用文,一篇一篇抄。

抄完的纸,攒了厚厚一沓,用草绳捆着。

他不光抄课文。

他还抄报纸。

《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凡是能借到的,他都抄。

抄社论,抄评论,抄那些 “抓纲治国”“大干快上” 的句子。

他不是喜欢那些句子。

他是练手。

他怕自己的笔,五年不用,生锈了。

考试前三天,大队给他开了证明。

证明上写:“同意谢柳青同志前往县城参加高考。”

底下盖大队章。

他拿着证明,去公社换介绍信。

介绍信是一张薄纸,盖公社章。

两个章,一红一红,压在同一张纸上,像两只眼睛。

他把介绍信折好,揣进贴身的口袋。

那口袋是母亲缝的,缝在棉袄里侧,针脚密。

母亲说:“钱丢了没事,这张纸不能丢。”

他又去县城体检。

体检在县医院,一间平房,窗户上糊着纸。

医生是个中年人,白大褂洗得发灰,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

医生让他脱鞋,量身高,称体重,听心肺。

听诊器贴在胸口,金属头冰得他一哆嗦。

医生说:“吸气。”

他吸。

医生说:“憋住。”

他憋。

医生把听诊器拿开,在表上打勾。

医生问:“以前得过什么病?”

他说:“没有。”

医生又问:“家里有结核没有?”

他说:“没有。”

医生抬眼看他一下,说:“想清楚,瞒了,将来查出来,学籍保不住。”

他说:“医生,我没瞒。”

医生低下头,又打了个勾。

最后一栏,医生写:“合格。”

“合格” 两个字,写得很用力,钢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体检完,去照相。

照相馆在县城十字街,门面不大,玻璃柜里摆着几张黑白照片。

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背后是一块蓝布。

蓝布上有几道褶,摄影师用图钉往墙上按了按,没按平。

摄影师说:“头抬一点。”

他抬。

摄影师说:“别笑。”

他不笑。

“咔嚓” 一声,灯闪了一下。

照片洗出来,二寸,黑白的。

他看着照片上的自己,觉得陌生。

照片上的人,脸瘦,眼睛深,嘴角往下压。

他想:这人怎么像欠了谁钱。

准考证发下来那天,他把照片贴上去,用手掌压了压。

照片角翘着,他用饭粒粘了粘。

饭粒是早上剩的,粘上去,干了以后发硬,像一小块胶。

考前一天,大队凑了三十来个人,去县城。

没有车。

公社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是常州产的,红色车头,车斗是铁皮焊的,边上一圈栏杆。

司机姓吴,脸上有一道疤,笑起来牙黄。

吴师傅说:“都上车斗,坐稳,路上颠。”

三十来个人往上爬。

有知青,有回乡青年,有公社干部的子弟。

有人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搪瓷缸和馍。

有人背着铺盖,说县城招待所睡不下,准备在候考室里蹲一夜。

谢柳青最后一个上车。

他背一个帆布包,包里是两本书、一支钢笔、一瓶墨水。

墨水是蓝黑的,玻璃瓶,瓶口用布塞着,怕洒。

吴师傅摇发动机,“突突突” 几声,车头冒黑烟。

车斗里的人往后一仰,又往前一栽。

拖拉机上了土路。

土路坑坑洼洼,车斗 “咣当咣当”,人坐在里头,牙都跟着颤。

风从车斗前面灌进来,割脸。

有人把棉被裹在身上,有人把麻袋顶在头上。

谢柳青缩在角落里,膝盖顶着下巴。

一路上没人说话。

只有发动机响,和偶尔一声咳嗽。

走了两个钟头,到县城。

天已经黑了。

县城的路灯昏黄,灯泡上罩着铁皮罩,光往下打,照出一圈黄。

他们被安排在县第二招待所。

招待所是一排平房,房檐下挂着冰凌,屋里一张床,两个人挤。

同屋的是个回乡青年,姓孙,考理科。

孙同学躺在被子里,翻来覆去。

孙同学说:“柳青,你复习得咋样?”

谢柳青说:“没底。”

孙同学说:“我也没底。”

“我听说,这次全国五百七十万人考,就招二十来万。”

“二三十个人里头,取一个。”

谢柳青没接话。

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趴在墙角,一动不动。

他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在公社中学扫厕所,冬天水冷,手上裂口,裂口里塞着白胶布。

父亲从没跟他说过一句 “你要争气”。

父亲只说过:“别写信,别回来。”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

第二天早上,考场在县一中。

校门口站着两个人,戴红袖章,检查准考证。

红袖章是用别针别在棉袄袖子上的,别针锈了,扎出一小片黄。

谢柳青把准考证递过去。

检查的人看了一眼,又看他一眼。

“进去吧。”

他走进校门。

校园里静,只有脚步踩在冻土上的声音。

教学楼是两层的砖房,墙上刷着白灰,白灰掉了一块,露出红砖。

教室门口贴着考场号。

他找到自己的教室,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煤烟味,还有粉笔灰的味道,混在一起,钻进鼻子里。

铃响了。

监考老师开始发卷。

试卷是油印的,纸有点透,背面的字能看见影子。

他把试卷摊平,用手掌抹了一遍。

先看题。

前面的基础题,他做得快。

拼音、词语、改病句、文言翻译。

文言题考的是《劝学》里的一句,他前一夜刚抄过。

笔尖在纸上走,蓝黑的墨水,一笔一画。

做完基础题,他翻到最后一页。

作文题。

六个字。

《心中有话向党说》。

他盯着那六个字,心跳忽然快了。

“咚、咚、咚”。

不是紧张的那种跳。

是那种憋了五年、忽然有人把门打开一条缝的跳。

他觉得胸口发热。

他觉得手指发麻。

他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

拧开,又拧上。

监考老师从过道走过,脚步很轻。

他低下头,在草稿纸上写下第一句。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写完这一句,他停住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窗外是一排白杨,枝桠上落着几只麻雀。

麻雀忽然飞了。

他低下头,继续写。

“让我静下来,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把我真实的思想感情向党汇报。”

“心啊,你慢点儿跳……”

笔尖压得重,纸背都透了。

他写自己。

“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经常为此骄傲、自豪。”

“从我开始懂事,是党把我送到了学校。”

“在那里,我勤奋学习,刻苦用功……”

他写到这里,鼻子有点酸。

他想起小学。

小学在村里,一间祠堂改的,桌子是长条木板,凳子是自带的。

他成绩好,老师让他当学习委员。

学习委员的标志,是一块红布条,别在胸前,洗得发白。

他写自己下乡。

“1972 年,我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离开了我心爱的学校。”

“来到了广阔天地里锻炼。”

“来到了老贫农、老支书家里报到。”

写到 “老支书”,他脑子里浮出赵德厚按红手印的样子。

那个手印,按得重,纸都透了。

他的笔停了半秒。

然后继续。

“五年的风雨啊,使我学会了不少的知识,经受了贫下中农好思想好品德的熏陶……”

写到这里,作文本该收住了。

该歌颂,该表态,该写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可他停不下来。

他心里的话,像开了闸的水。

他知道有些话不该写。

他知道考场里的每一张纸,都可能被装进档案。

他知道 “诉苦” 两个字,在那种年头,是可以压死人的。

可他还是写了。

“五年了啊,五年了。”

“我听到了五年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

“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

“我只是虚心接受再教育,勉励自己好好地接受劳动改造。”

写到这里,他的手腕开始抖。

他放下笔,把手压在膝盖上。

手心全是汗。

他想起了那些夜晚。

那些夜晚,工棚里点着马灯,他给民工念《红楼梦》,念到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有人叹气。

那些夜晚,他躺在苇席上,听着外头的风,一遍一遍地想: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他重新拿起笔。

“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难道就真的不想上大学?”

“难道在党需要的时刻,会无动于衷,逃之夭夭?”

“不。”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时刻准备着升入大学,继续深造。”

他写得快,字有点飘。

写到这里,委屈上来了。

不是一点一点上来的。

是 “哗” 一下涌上来的。

他想起父亲扫厕所。

他想起母亲攒鸡蛋。

他想起自己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对周干事说 “不让我考,我不认”。

他想起那封寄给报社的信。

他想起那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红章。

他的笔,重重地落在纸上。

“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

写这一句时,他眼睛发热。

他眨了眨眼,把眼泪逼回去。

考场里不能哭。

哭了,就是 “情绪不稳定”。

就是 “思想有问题”。

他继续写。

“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

“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

“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写 “北斗” 两个字,他的手停了一下。

村口那个土坡。

那七颗钉子一样的星。

他仰着头,看了很久。

那时候他不敢说的话,现在写在了纸上。

他继续。

“我相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所谓教师是‘臭老九’谬谬论,只是一股暂时弥盖蓝天的乌云。”

“是不可一世的反动叫嚣。”

“我长呼北斗,横眉‘四海’。”

“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

写完最后一句,他把笔一放。

笔在桌上滚了半圈,停住。

他坐在那里,胸口起伏。

试卷上的字,一行一行,蓝黑色,有些地方被手腕蹭糊了。

他忽然觉得轻松。

那种轻松,很奇怪。

像一根绳子勒了五年,忽然松了。

像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待久了,忽然看见门缝里透进一线光。

他后来才明白,人为什么爱哭。

哭出来,闹出来,心里的不快就散了。

意难平,也就平了。

但当时他不懂。

当时他只觉得,手心不抖了,呼吸也顺了。

他抬起头。

监考老师正站在讲台前,看墙上的钟。

钟走到十点四十。

他低下头,接着写。

他写华主席。

他写粉碎 “四人帮”。

他写自己接到准考证时的心情。

“当我颤动着双手,接到准考证的时候,心啊,如卷起的春潮,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眼望着这张珍贵的准考证,口里嗫嚅地反复说道……”

“华主席啊,您真好,真好!”

“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接受祖国的挑选,用自己的行动向党汇报。”

他写结尾。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让我把心中的花儿向党尽情地倾倒。”

“党啊,华主席啊,我很想升大学,但请您相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早就作好了。”

“在未来的峥嵘岁月里,无论是拿锄头,还是拿榔头,还是捧书本,我都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长征,永不动摇。”

“有多少真实的感情要向党汇报。”

“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

写完最后一个标点,他把笔搁下。

他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

窗外的麻雀又飞回来了,落在枝上,抖了抖羽毛。

他忽然想笑。

不是高兴的笑。

是那种把心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以后,空落落的、发飘的笑。

铃响了。

监考老师说:“停笔。”

他站起来,把试卷交上去。

交卷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试卷上的字。

密密麻麻,一行一行,像一条条小河。

他回到招待所,倒头就睡。

那一觉,他睡了十二个钟头。

考完的第二天,他坐拖拉机回大队。

车斗里还是那三十来个人。

有人对答案,有人骂题难,有人一声不吭。

谢柳青靠着车斗栏杆,闭着眼。

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回到大队,他照常上工。

挑土,修渠,打谷。

他不再提考试的事。

有人问:“考得咋样?”

他说:“考完了。”

就这三个字。

他不敢说好。

也不敢说不好。

那年冬天,他一直在等。

等得心里发毛的时候,他就去村口土坡上坐一会儿。

北斗还是那七颗。

他不再仰望了。

他低头看脚下的土。

腊月里,大队杀了一头猪。

猪肉分到各家,他家分了二斤半。

母亲把肉炖了,盛了一碗给他。

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母亲问:“咋了?”

他说:“娘,你说我能考上不?”

母亲没答。

母亲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说:“先吃肉。”

那碗肉,他吃完了。

肉炖得烂,汤上浮着一层油,油花在灯下泛着黄。

他不知道,就在他吃肉的那几天,岳阳的阅卷场上,他的卷子正被人翻开。

阅卷点在岳阳。

一栋两层楼,窗户上贴着 “保密” 两个字。

走廊里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试卷是密封装订的,封头糊着纸条,编号在外头。

阅卷老师一人一摞,红笔搁在手边。

红笔是蘸水笔,笔尖粗,一划一道红。

谢柳青的卷子,分到一个姓陈的老师手里。

陈老师五十来岁,教了半辈子语文,改作文改得眼睛花。

他把卷子从头看到尾。

基础题,几乎全对。

作文,他从第一行开始读。

读到 “心啊,你慢点儿跳”,他眉毛动了一下。

读到 “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他把笔放下了。

读到 “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脸色变了。

他坐在那里,半天没动。

旁边的老师探头问:“咋了?”

陈老师把卷子往那边推了推,说:“你看。”

那位老师看了两行,把卷子推回来。

那位老师说:“这不能给分。”

陈老师说:“我知道。”

他提起红笔。

笔尖悬在卷面上。

他写下两个字。

“0 分。”

理由写在评语栏里,很短。

“借‘向党说’之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健康,未完成自我思想改造。”

那一横 “0”,画得圆,红得刺眼。

按规定,满分卷和零分卷,都要进复查。

复查小组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

卷子摊在中间。

一盏白炽灯吊在头顶,灯泡上蒙着一层灰,光有点黄。

组长先开口:“大家看看,这篇作文,零分,有没有异议?”

第一个发言的老师推了推眼镜。

他说:“我同意零分。‘怒火在胸中燃烧’,这是什么话?向党说,能这么说?”

第二个老师点头。

他说:“‘期望着东方的拂晓’,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现在天还没亮?”

“这话往深了想,问题就大了。”

第三个老师没说话。

第四个老师把卷子拿过去,从头又读了一遍。

他读完,把卷子放下。

他说:“我倒觉得,这是真情。”

“‘臭老九’的孩子,五年五次招考,一次不让报,换你,你心里平不平?”

屋里静了一下。

第五个老师咳了一声。

他说:“平不平是平不平,写不写是写不写。”

“考场不是诉苦的地方。”

“这是政治立场问题。”

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了一小堆。

组长敲了敲桌子。

组长说:“少数服从多数。”

“维持零分。”

组长在复查单上签了字,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声音很轻。

散会的时候,第四个老师走在最后。

他把门带上,站在走廊里,摸出烟,点上。

他抽了半根,把烟摁灭在墙角的砖缝里。

他回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抽出一张信纸。

信纸是单位发的,上头印着红色抬头,纸薄,能看见背面的字。

他坐下,开始抄。

一笔一画。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他抄得很慢。

抄到 “北斗”,他停了停。

抄到 “怒火”,他又停了停。

抄完,他把信纸折成四折,塞进棉袄内兜。

那兜贴着胸口。

他走出阅卷点,天已经黑了。

路灯下有人在扫雪,扫帚 “沙沙” 响。

他回到家,把信纸摊在桌上,又读了一遍。

第二天,他把抄本给了一个同事。

同事看完,说:“这文章,可惜了。”

第三天,抄本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一个星期后,岳阳的知青点里,有人在小声念。

“心啊,你慢点儿跳……”

念的人念着念着,声音哑了。

听的人低着头,有人抹眼睛。

那间屋子里,炕上坐着七八个人,谁也没说话,只有念文章的声音。

抄本开始传。

先是岳阳。

然后长沙。

然后往北,往南。

抄本用的是各种纸,有信纸,有作业本撕下来的,有烟盒背面。

字也各式各样,有工整的,有潦草的,有的抄错了行,在边上补一句:“此处恐有误。”

有人说,这是一个 “臭老九” 的儿子写的。

有人说,这个人考了零分。

有人说,这个人都录取不了,还写什么。

传着传着,就传到了大领导的案头。

案头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文件、茶杯、一支钢笔。

大领导看完,把纸放下,问了一句:“这是哪里来的?”

秘书说:“岳阳,一份高考作文,判了零分。”

大领导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让教育厅去看看。”

1978 年 1 月,湖南省教育部门派了专员,到了岳阳。

专员姓张,四十来岁,穿一件灰呢子大衣。

张专员在地区教育局开了个会。

会上,他把抄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张专员说:“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

“我看不出哪里反动。”

“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五年的委屈。”

“这种委屈,不是他一个人的。”

屋里没人接话。

张专员说:“把阅卷老师都叫来,重新评。”

几天后,全体阅卷老师集中开会。

会场在地区招待所,一间大屋子,木椅子摆成几排。

木椅子上有编号,用白漆写的,漆掉了一半。

人坐齐了,张专员上台,说了几句开场话。

然后他说:“下面,请王宗萍老师,给大家念一篇作文。”

王宗萍老师站起来了。

她四十来岁,短发,穿一件蓝布棉袄,手里拿着几页纸。

那几页纸,是她自己抄的,字迹清秀,行距很宽。

她走到台前,先清了清嗓子。

她开始念。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第一句念出来,底下有人抬头。

“让我静下来,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

她的声音不高,带着岳阳口音。

“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

念到这里,她的声音稳。

“1972 年,我带着满腔的热情……”

念到这里,底下有人低下了头。

“五年了啊,五年了。”

“我听到了五年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

“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

念到这里,王宗萍的声音抖了一下。

她停了一秒,接着念。

“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

底下有人吸鼻子。

“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念到这一句,屋子里有人哭了。

不是一个人。

是好几个人。

有人用手背抹脸,有人把头埋进臂弯,有人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

王宗萍自己也在抖。

她念叨 “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 时,声音已经哑了。

她念完最后一句。

“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

她把手里的纸放下。

屋子里静了几秒。

那几秒很长。

长到能听见窗外风刮过树梢的声音。

然后,掌声起来了。

先是几个人,然后是整屋子。

掌声 “哗” 地一下,把屋顶都快掀了。

有人一边拍手,一边擦眼泪。

有人站起来,站了一半,又坐下。

那天,这篇作文的分数,从 “0”,改成了 “满分”。

改分的单子上,“0” 被划了一道横线,旁边写上 “100”,笔迹很重。

消息传回大队,是公社的人带来的。

那天谢柳青正在渠上挑土。

扁担压在肩上,土筐晃。

有人从田埂上跑过来,喊:“柳青!柳青!”

他放下担子。

那人喘着气说:“你那个作文,满分了!”

谢柳青愣在那里。

他说:“啥?”

那人说:“满分!岳阳传遍了,你那篇作文,从零分改成满分了!”

他站在渠边,手里还攥着扁担。

扁担上的汗,凉了。

他没说话。

他只是把扁担往地上一插,蹲下去。

蹲在渠边的冻土上。

这一次,他哭了。

哭得很难看。

鼻涕眼泪一起下来,肩膀抖得厉害。

哭完了,他站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他说:“走吧,土还没挑完。”

1977 年的招生,时间赶。

分数改来改去,录取也拖。

谢柳青最后被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录取。

通知书来的时候,是腊月底。

通知书是一张纸,油印的,字是蓝的,右下角盖着学校的章。

信封上写着 “录取通知书” 五个字,是手写的,墨有点淡。

母亲拿着那张纸,手抖。

她不识字。

她让邻居念给她听。

邻居念完,母亲坐在门槛上,哭了。

父亲从公社回来,站在院子里,没进屋。

他把手里的扫帚靠在墙上。

他看着谢柳青,看了很久。

父亲说:“去了,好好念。”

谢柳青说:“嗯。”

父亲又说:“别给家里丢人。”

谢柳青说:“嗯。”

父亲转身进屋,背影有点弯。

1978 年 3 月 23 日,谢柳青去学校报到。

那天有太阳,雪化了一半,路上都是泥,鞋底沾得厚。

学校在岳阳,几栋楼,一片操场,操场边的树刚发芽。

他提着帆布包,站在校门口。

门卫问他:“哪个系的?”

他说:“中文系。”

门卫看了看名单,说:“进去,左拐,二楼。”

他走进教室。

教室里坐着二十来个人,年龄差得大。

有十八九岁的,也有三十出头的。

有人穿中山装,有人穿旧军装,有人穿打补丁的棉袄。

他找了个靠后的位子坐下。

上课铃响,班主任进来。

班主任姓刘,四十来岁,戴眼镜,手里拿着点名册。

他点一个名字,一个人站起来,说 “到”。

点到 “谢柳青”。

他站起来。

班主任抬头看他一眼。

班主任说:“谢柳青同学,欢迎你。”

就这一句。

他坐下的时候,眼睛有点热。

他坐在那里,听着周围的翻书声,笔盒开合的声音,椅子挪动的声音。

他忽然想:我真的是一名大学生了。

报到没多久,《湖南教育》杂志登了这篇作文。

杂志是月刊,封面是白底红字,里页纸有点粗。

编者按写在前头,大意是:这次招生考试,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好作文,这里选载两篇。

第一篇,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

杂志在同学间传。

有人拿着杂志,跑到他桌前。

“谢柳青,这是你写的?”

他说:“是。”

那人把杂志往桌上一放,说:“行啊你。”

他笑了笑,没多说。

后来,手抄本越传越多。

版本有几十种。

有的抄错了字,有的添了几句,有的把结尾改了。

有一本手抄本,封面上写着 “高(中专)考作文选载”,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粗。

翻开第一页,就是那篇作文。

再后来,这篇作文成了连续几届考生复习的范文。

有人背它,有人仿它。

有人背到 “心啊,你慢点儿跳”,就背不下去了。

因为一背,就想哭。

很多年后,有人问谢柳青:“这篇作文,你当时准备了多久?”

谢柳青说:“没准备。”

“我做完卷子,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是我五年来,心里一直在说的话。”

“写到最后一个字,我都还在激动。”

他把底卷留着。

那份底卷,是他考完后自己誊写的。

他数了一遍字,八百八十八个。

他把纸叠成四四方方,像一块小豆腐,塞进包里。

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纸软了,薄了,边角起了毛。

蓝黑的字,还是蓝的,一点没褪。

他有时候把纸摊开,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到 “北斗”,他就想起村口那个土坡。

看到 “老支书”,他就想起赵德厚按红手印的样子。

看到 “臭老九”,他就想起父亲扫厕所的背影。

那张纸,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一张试卷了。

它是一段日子的证据。

那段日子,他在工棚的马灯下,给民工念《阿拉伯民间故事》。

念到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民工们听得入神,有人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说书人还没讲。”

民工们就笑。

马灯的火苗在风里晃,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那段日子,他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台手扶拖拉机上,“轰啦啦” 地区县城。

车斗里的人,冻得缩成一团。

有人说:“考上了,我请你们吃肉。”

有人说:“考上了,我先睡三天。”

有人说:“考上了,我要给我娘买一双棉鞋。”

谢柳青没说话。

他在心里说:考上了,我要给我爹买一条烟。

后来他真的买了。

烟是大前门,一条,用纸包着,父亲接过去,拆开,抽了一支。

父亲抽完,说:“这烟,劲儿大。”

然后父亲把烟盒收进抽屉,锁上。

那把锁,是铜的,锈了。

很多年后,谢柳青说起 1977 年的高考,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一次民族的复活节。”

又说:“这是一场半睡半醒中的高考。”

他说,从 1977 年 7 月教育部确定恢复高考,到 10 月《人民日报》发出招生公告,再到 12 月考试,前后不过几个月。

领导层面已经知道,人才培养一天也不能再耽搁。

可整个社会,还没准备好。

思想还没完全解放。

所以才有 “0 分” 变 “满分”。

所以才有政审表上那一栏 “曾受批判”。

所以才有体检、盖章、跑关系、写信。

那都是半睡半醒中的侧影。

1978 年的高考,气氛就不一样了。

1977 年冬天,五百七十万人进了考场。

社会上看见了读书的劲头,看见了学风。

街上有人捧着书走,公交车上有人背单词。

学校里,老师讲课的腰杆直了些。

谢柳青说,1977 年的高考是起点。

“它影响了我的一生。”

此后,无论他做什么,他心里都揣着一份感激。

他说:“我跟主流社会的节奏是合拍的。”

“我对社会的所有看法,都是充满阳光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老了。

头发白了,走路慢了。

但他写字的手,还是稳的。

那份底卷,他后来又展开过一次。

纸摊在桌上,四角压着茶杯和书。

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到 “心啊,你慢点儿跳”,他笑了。

他抬起头,对身边的人说:“你看,这字,当年写得多急。”

“急得都糊了。”

他说完,把纸轻轻叠回去。

还是四四方方。

还是像一块小豆腐。

他说:“这也是中国历史民间记忆的一部分。”

窗外有风。

风把窗帘吹起来一角。

阳光从那一角里进来,落在纸上。

蓝黑的字,亮了一下。

就像 1977 年 12 月 17 日那天上午,一个二十五岁的知青,把笔尖落在纸上。

心啊,你慢点儿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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