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轮到一个叫吉姆的博士生做报告。他是埃里克的学生，花白胡子埃里克坐在角落里，穿着那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亮。吉姆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粉笔拿起来了，举了半天没写。
“我跑了三百次模拟。”他把粉笔放下了。“每次边界条件一样，输入参数一样，初始状态一样。三百次，没有两次结果一样。”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只有暖气片的咝咝声。
“我问埃里克教授——这算不算实验误差。”
有人从鼻子里笑了一声。很短，跟呛了水似的。
“他说不算。”
吉姆把笔记本电脑合上。“那我没什么好报告的了。规矩变了。每次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算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算它。”
他把电脑夹在腋下，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停下来。转过身。
“我退学了。对不起。”
埃里克没说话，下巴埋在花白胡子里，眼睛看着桌面，像在看一个很远的东西。
门开了，又关上。
会议室里只剩下暖气的咝咝声。
隔了两周，在同一间会议室，埃里克在开完组会后把剩下的几个学生叫住。会议室里有股旧书和粉笔灰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好闻，但闻着让人安心——这是搞学问的气味。埃里克手边放着一沓打印纸，最上面那张是他自己的辞职信。
“我把终身教职辞了。”
几个学生同时抬起头。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张了张嘴，没出声。埃里克没看他们，手指点着
那沓打印纸，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一半，继续说话，语气跟在黑板上推导公式一样平静。
“沃纳的报告我看过了。卡斯特纳的数据我也看过了。山田健太的笔记本，木村传真了一份给我。你们每个人上周交上来的计算结果，我挨个跑了一遍。”他把那沓纸推到桌子中间。“结论一样。”
戴眼镜的女孩小声问：“什么结论？”
“规矩散了。”埃里克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毛衣下摆擦着镜片。“不是我算不对，不是你算不对，不是算法有问题，不是理论有问题——是规矩本身，在最底层，不稳了。”
学生们看着彼此。
“我教书教了三十年。教你们相信物理规律是普适的、不变的、可重复的。”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有点歪。“现在我没法再教这个了。因为我不知道它还是不是真的。”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几本翻烂了的笔记本，一个马克杯，杯底残留着咖啡渍，一张和往届学生的合影——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博士服，笑得眼睛眯成缝。他把东西装进一个纸箱，纸箱是楼下小卖部淘来的，侧面还印着方便面的广告。
学生们的视线跟着他的手在动。戴眼镜的女孩嘴唇发白，手指攥着笔，指关节突起。
“谁还能接着教下去？”没等他们回答，他自己先摇了摇头。“教什么呢？教他们算不准？”
他抱起纸箱，走到门口，用肩膀推开门，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会议室。黑板上有他上周写的公式，没人擦，也没人改。公式还在那儿，端端正正的，跟墓碑上的刻字一样。
门在他背后合上了。
走廊里脚步声越来越远。
会议室里几个学生坐着不动。暖气还在咝咝地响。
五月初，慕尼黑。
量子光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克劳斯·里希特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他用的是他父亲留下的老式瓦尔特手枪，保养得很好，枪机拉开的声音清脆利落。遗书很短，放在办公桌正中央，用一个水晶镇纸压着。镇纸里封着一朵蒲公英，是他女儿六岁时送的。
遗书上写：“我花了二十年研究光的本质。光告诉我，它没有本质。”
他的同事海因茨是第一个发现的。海因茨推开门，看见克劳斯靠在椅背上，姿势跟平时打盹一模一样。海因茨喊了一声，没回应。走近了，看见地上的枪。然后看见了桌上那份实验记录——是昨天下午和克劳斯一起跑的。同一束激光，同一个分束器，同一个探测器。他们在同一条件下重复了四十遍干涉实验，干涉条纹的位置每次都在变。
海因茨本以为是哪个镜片松了。他把所有螺丝都紧过一遍，光路校准了三回，连防震台周围都清空了——严禁走动，严禁说话。但条纹照样乱跳。
他记得克劳斯站在光学平台前，弓着腰，脸贴着目镜，腰带的金属扣碰到平台的边缘，叮的一声。停了好久，直起腰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跟他说了一句：“海因茨，最后一组，我自己来记录吧。”
海因茨把那份记录从桌上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栏里，克劳斯的笔迹。写得很用力，圆珠笔的笔尖把纸都划破了：“结论：在完全相同的
实验条件下，光子路径选择没有可复现规律。光的波动性或粒子性——乃至其最基本的量子行为——已随每次测量重新洗牌。”
海因茨把记录放下。他身后的门还开着，走廊里有人在跑。高跟鞋踩在塑胶地板上的声音，急促、尖锐。他坐在克劳斯对面的椅子上，伸手拿起被压在水晶镇纸下的遗嘱。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走廊里聚集的人声由远及近，又由近渐远。有人推开门，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些声音在海因茨耳边像隔了一层水。
他只是在想克劳斯那句话——不是遗书上的，是昨天说的。
“我自己来记录吧。”
克劳斯知道最后一页会是什么结果。他要亲手写上最后的结论。
海因茨把遗书折好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光学平台前。平台上的激光器还亮着，红色的光点打在对面的白墙上，安静地停在那里，像什么都没发生。
六月，巴黎。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在一个不起眼的小会议厅里开了碰头会。名义上叫“高能物理实验异常研讨会”，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基础物理学的追悼会。来的人不多，不到四十个，稀稀拉拉坐在前三排，后排全空着。会议桌上没有议程表，也没有姓名牌，只有一排保温瓶和几摞纸杯。
施密特坐在第一排靠过道的位置。三个月没见，头发全白了。他面前摊着一份草拟的声明，用铅笔改得密密麻麻，旁边的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认得。木村从东京飞来，坐在他旁边，西装的袖子长了半寸，遮住手背。他比去年瘦了一圈，颧骨顶起来，跟衣架似的撑着西装。老张头没亲自来——国内的实验还在硬撑，他走不开——派了个姓刘的副手，搞理论出身，但近几个月一直在加速器那边帮忙跑数据。约翰逊从费米实验室飞了十几个小时，眼袋快要掉到嘴角，咖啡杯不离手，喝的是凉透的黑咖啡，没人记得给他续热水。
主持会议的是个法国老头，叫杜邦。搞中微子物理的，头发掉光了，头皮在日光灯下发亮，像涂了一层蜡。他站起来说了几句开场白，大意是感谢大家来，情况大家都清楚，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不是报告成果，是报告失败。
一个意大利人站起来，说他们的中微子振荡实验，振荡模式每天都在变，不是周期变，是模式变。今天测出来是这样，明天测出来是那样，后天又变回来。他说完摊了摊手，把控制屏的打印记录往桌上一扔，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了。
一个丹麦人站起来，说他们的暗物质探测阵列在相同方向上重复扫描，同一坐标点的信号强度在两次扫描之间能差出三个数量级。他说到这里，摘下眼镜擦了擦额头，又戴回去。声音压低了半度。他说，要么暗物质在跟我们开玩笑，要么根本不存在暗物质——可能只是我们以前看到的数据，有人让我们看到的那样。
这句话一出来，会场里静了两秒。
没人接茬。但好几个人同时在低头记笔记。
轮到刘副手发言时，表示国内的cEpc已经把所有对撞实验降到安全能级以下，只做技术维护
性运行。他说话不紧不慢，每个字都跟秤砣一样往下坠——“我们正在将全部精力转向聚变应用研究和近地轨道基建。基础理论这块，暂时搁置了。”
约翰逊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磕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所有人都看他。他站起来，没拿稿子，也没拿数据，手空着，垂在身体两侧，跟不知道放哪似的。
“费米实验室的tevatron——已经停机维护快一年了。不是设备坏了。”他停了一下，眼神扫了一圈会议室。“是没必要了。我们分析了存档数据，结论和所有人一样。同样的输入，随机的输出。每次都不一样。乱得跟骰子似的。物理学的根基——可复现性——已经没了。”
他把“没了”两个字说得特别轻。不是不在乎，是太在乎了，说出来的时候反倒轻了。
会议室里有人摘下眼镜，有人捏鼻梁，有人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