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9日，东京。
陈嘉木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钟。
日经指数收盘。屏幕上那个数字，他已经看了一个小时，点。
历史最高纪录。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粉。远处的东京塔在阳光下闪着光，银座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切看起来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但他的目光穿过了那层金粉。从今天起，每一点上涨都是透支。每一分繁荣都是泡沫。每一个笑着的人都在走向悬崖。或许有些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但他们选择不去想。不去想地价不会永远涨下去，不去想股票不会永远只升不跌，不去想一家家以天价收购美国地产的日本企业在账面上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在脖子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绞索。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楼下的街道上，人群依旧熙熙攘攘。穿着大衣的上班族匆匆走过，手里提着公文包。几个年轻女人从百货公司出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笑着说着什么。一个男人站在街角，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价收购土地”。
他看着那个人，忽然想起一件事。
陈嘉木看着那个举牌子的男人，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八年前，他第一次来日本时。。。。
那时候东京的地价刚开始涨，银座一坪地叫价几千万日元，日本人自己都觉得这个价格疯了。那时候他站在银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仰头看着百货大楼的橱窗和头顶密密麻麻的霓虹灯招牌，觉得这座城市的繁荣已经夸张到不真实。现在银座一坪地已经超过一亿了，而所有人，包括那个街角举牌子的男人都觉得明年会超过一亿两千万。
八年前，他站在秋叶原的电子展览馆里，隔着围栏看着那些光刻机、那些精密仪器，眼睛里有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光。
那时候他想的是~~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我们也能造？现在，有些东西已经在造了。北京的实验室里，第一批从东京电子的图纸上走下来的零部件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沈阳的技工学校今年毕业了一批学生，他们的教材里有三分之一是从那些微缩胶片上翻译过来的。上海的精工，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学校。。。。
想到这些，嘴角不由自主的翘起。
他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
桌上摊着一份清单，截至今天，远洋系的资产状况。
总资产：一百二十五亿美元。
负债：十三亿美元。
净资产：一百一十二亿美元。
其中，投机性资产只剩下最后百分之五，大约四亿美元，还在股市和楼市里。其余的全部变成了美元、德国马克，或者瑞士银行里的存款。
而那五十三家日本企业的股权，全部保留着。东京电子、日本光学、富士通、尼康。。。。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持股比例。
那些股权，是八年来一点一点收进来的。最少的只有百分之五，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几。加起来，值三十多亿美元。
这些股权不是用钱买的，或者说不全是用钱买的。有些是用一轮轮的谈判磨来的，有些是用“雪中送炭”换来的，黑色星期一之后那五十亿日元的追加投资，让三菱信托到现在还在董事会里放话说远洋投资是“真正的朋友”。有些是用陈嘉木自己都没办法跟任何人解释的时机把握换来的，在日元升值最猛的那几个月里趁对方现金流最紧张的时候递上一份诚意十足的报价，不多不少，刚好比对方心里能接受的最低线高那么一点点。
这些，不卖。不是不卖，是不能卖。卖掉了，就是拿三十多亿美元换一个数字上的增加，净资产从一百一十二亿变成一百四十亿。但那些股权背后的技术、专利、人才网络、供应链关系~~这些东西一旦放手，再花一百四十亿也买不回来。
文件下面压着一份电报：“12月29日。撤。”
他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按了铃，村田推门进来。
“那百分之五，明天开始清。一周之内，全部清完。”
村田愣了，手悬在门把手上。明天是周六，休市，这一点陈嘉木当然知道。但村田愣住的不是日期，是速度。最后那百分之五分布在十几只中小盘股和两只地产基金里，原计划是分三个月初逐步出清，因为中小盘股的流动性差，砸得太快会惊动市场。
村田愣了一下：“明天？明天是周六，休市。”
“那就下周一。开市就卖。”
村田犹豫了一下，又问：“陈桑，我们真的~~不等了？分析师说，明年能上四万五。野村、大和、山一，三家都发了研报，一致看多。连大藏省长官在记者会上都说，日本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
陈嘉木看着他，目光很平静。
“你记得三年前黑色星期一之后，我们追加的那五十亿吗？”
“记得。”
“当时所有人都在往外跑，我们往里进。现在，所有人都在往里进，我们往外跑。”
村田的表情在那句话里慢慢凝固。三年前黑色星期一，他也是惊慌失措的那批人之一，而陈嘉木是整条街上唯一逆流而行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现在呢？现在整条街又在往同一个方向跑，陈嘉木又开始逆流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人性会。贪婪和恐惧，涨潮和退潮，每一次都一样，只是换了一拨人站在潮水里。
微微鞠躬，村田退了出去。
窗外，夜幕渐渐降临。东京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夜空染成五颜六色。
涩谷的十字路口现在挤满了过马路的人潮，银座的酒吧里开始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穿和服的女人踩着木屐走过石板路。他看着那些灯光，忽然想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东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12月30日，陈嘉木一天都在办公室签署文件，那些文件，有的是授权卖出的指令，有的是转交股权的协议，有的是资金调拨的单据。
下午三点，所有文件签完了。
陈嘉木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电话响了。
他拿起话筒。
“陈桑，新年好。”是渡边一郎的声音。
“明天就是除夕了，晚上有空吗？一起喝一杯？”
（日本除夕在公历中固定为每年12月31日。该节日存在大晦日除夜两种官方称谓，前者强调年末最后一天的时序特征，后者则取自中国除夕文化中的除旧迎新概念。）
陈嘉木沉默了两秒。
“渡边社长，抱歉，今晚我有安排了。”
“那就改天。新年后再约。祝你新年愉快，陈桑。”
“好。新年后再约。”
放下电话，新年后再约？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年后”。
12月31日，除夕。
陈嘉木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窗外，东京的夜空被烟花照亮。远处传来隐隐的欢呼声，那是人们在涩谷、在新宿、在银座庆祝新年。街上肯定挤满了人，穿着和服的姑娘，举着酒瓶的年轻人，大声笑着闹着。
他没有出去。他坐在窗前，看着那些烟花，喝着一杯酒。
熊长老告诉他这是从大会堂里顺的，让他不要和别人说，等胜利的那一天再拿出来庆祝。
烟花一朵一朵地绽放，把夜空照亮，又熄灭。
他看着那些烟花，倒满最后一杯，遥向祖国的方向慢慢举起，一口喝干。然后他躺下来，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第一次进京的时候，在广场上看升旗，那面缓缓升起的红旗。
1990年1月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年开市。
日经指数开盘大跌。卖出指令像雪崩一样涌进交易系统，开盘仅十五分钟就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的警铃声在整个交易大厅里回荡。交易员们站在终端前，脸色煞白，有人摘下了耳机，有人瘫坐在椅子上，有人对着电话筒喊破了嗓子。日经225只成分股全线飘红，没有一只逃过这波浪潮。去年十二月还在高喊“四万点不是梦”的分析师们，此刻正在经纪公司的会议室里被愤怒的客户围住。
陈嘉木坐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头条是：“新年开市大跌，市场担忧加息”。
他把报纸折好，放进手提包。
广播里传来登机通知。
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窗外。东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阳光。
陈嘉木排在队尾，一步一步向前。
走过登机桥，走进机舱，找到座位，坐下。
飞机开始滑行，加速，起飞。
窗外的东京越来越小，变成一片灰色的积木，变成一张被薄雾笼罩的地图，最后消失在云层里。
他闭上眼睛，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是十年前，熊光明见他的第一句话：“嘉木同志，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办成了，是国家之幸。办砸了，你和我，可能都要担责任。你愿意吗？”
他回答了三个字：“我愿意。”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照进舷窗。陈嘉木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十年了。
1990年3月，东京。
陈嘉木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时，距离他上次离开，只过了三个月。
但这三个月，足以改变一切。
日经指数从点的高峰跌到点，还在继续往下走，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东京曾经一坪一亿日元的银座黄金地段现在挂牌八千万也无人问津，中介在玻璃门上贴了三层“降价急售”的纸条，字迹从毛笔手写变成了歪歪扭扭的油性笔，最后一张上的数字比第一张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破产的公司在增加，失业的人在增多，街头的醉汉比路边的樱花树还多，喝醉了就躺在车站的楼梯下面，裹着一张破纸板。
“陈桑，你真是不怕死。”村田来接机，一边开车一边说。
“这个时候回来，日本人自己都在往外跑。去年还在夏威夷买高尔夫球场的那些公司现在在卖总部大楼。”
陈嘉木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笑了笑，摇下车窗，抽出一支烟点上。烟雾被风撕成细长的白线，从车窗缝隙里飘出去，消散在东京早春的湿冷空气里。
从机场出来的路上，他看见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路边多了几个卖二手货的小摊，摆着旧电视、旧冰箱、旧家具。摊主裹着厚厚的棉袄，缩着脖子，眼神木然。
地铁站门口，多了一些发传单的人。传单上印着“急售”“降价”“清盘”之类的字，花花绿绿，没人接。
银座的街头，曾经一铺难求的黄金地段，现在挂着“招租”的牌子。一家关了门的店铺，玻璃门上贴着封条，封条已经破了，风吹得啪啪响。
三个月前撤离时，远洋系账上躺着的现金，分散在瑞士、新加坡、香港的十几家银行里。现在，这些钱要开始干活了。他这次来是抄底！
“目标清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一共三十七家，都是咱们之前想买但不卖的。现在股价跌了百分之四十，估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村田从副驾拿起一个公文袋递了过去。
陈嘉木接过清单，一页一页翻看。
东京电子，股价从三万八千日元跌到两万两千日元，市值在三个月内蒸发四成多。日本光学，从一万两千跌到七千，市净率已经跌破了一倍。富士通，从两千三跌到一千四，曾经的日本计算机产业旗舰，现在连一个完整的财年盈利预期都拿不出来。每一个名字都是日本工业的脊梁，每一个都在流血。